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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和臺灣地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對比

時間:2019-07-27 來源: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本文字數:6689字
作者:關愛 單位: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

  摘    要: 大陸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正在向“法治教育”轉變, 這不僅是詞語表達方式的轉變, 更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的轉變, 臺灣地區對青少年進行法治教育的經驗與教訓有啟示意義。當前, 大陸應明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內涵, 以學生為中心編寫教材與實施課堂教學、豐富課外法治教育形式并形成穩定機制, 培養法治教育師資, 健全評價機制, 從多角度構建有效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模式。

  關鍵詞: 法制教育; 法治教育; 青少年;

  Abstract: Mainland China's "legal system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is changing to“rule of law education”, which is not only a change in the expression of words, but also a turn in educational ideas and contents. Taiwan'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legal system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are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he mainland should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juvenile's“rule of law education”, compile textbooks and implement curricular teaching centered on students, enrich the forms of extracurricular rule of law education and form a stable mechanism, train teachers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set up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 an effective model concerning rule of law educ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word: legal system education; rule of law education; adolescents;

  我國一向重視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工作, 2014年,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由此, “法制”的提法開始向“法治”轉變, “法制教育”也逐漸被“法治教育”所替代。我國臺灣地區青少年法治教育起步較早, 積累了很多經驗, 也總結了一些教訓, 值得認真研究與借鑒。

  一、大陸和臺灣地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比較

  (一) 法治教育發展歷程不同

  臺灣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其公民教育的組成部分, 1954年后的中小學教材便將法治教育納入其中。1987年臺灣解嚴后, 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 也出現了過度強調民主而未能落實法治的現象[1], 1997年, 臺灣教育主管部門推出了《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劃書》, 又分別于1999年、2011年對該計劃進行了修改, 進一步強化了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工作, 這也是臺灣推進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本性文件。大陸地區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肇始于我國1986年開展的“一五”普法活動, 該活動至今已是第七次, 青少年法制教育是歷次普法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要求, 是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新認識和新定位[2]。為了落實四中全會的要求, 相關部門于2016年制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 對今后青少年法治教育進行了整體性規劃。兩岸比較來看, 臺灣的青少年法治教育開展較早, 且很早就納入了國民教育體系;大陸對青少年開展的是法制教育活動, 主要是依托于普法活動進行的, 2015年, 教育部進一步強調了“四中全會”的要求, 青少年法治教育正逐步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二) 法治教育側重點不同

  臺灣地區學校的法治教育是通過兩部分內容實現的, 一是在其公民教育中的不同階段分別設有人權、法律、認同民主國家、珍視法治等內容[3], 在中小學課程標準中都含有對法治教育的安排與要求, 到了大學階段, 則設有“法學緒論”“憲法概論”等通識課程。二是各級學校均圍繞建立法治觀念、促進良好社會規范的實踐能力、培養學生對法律與政治的基本認識組織法治教育活動以及學生自治活動。大陸地區, 中宣部、教育部、司法部和全國普法辦于2007年聯合制定了《中小學法制教育指導綱要》, 規定了中小學法制教育的總體要求、基本原則和主要任務, 并分別對小學、初中及高中階段的法制教育內容進行了規范, 而大學里的法制教育自2006年以來主要是通過“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進行的, 該門課程是促進大學生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有機結合的重要載體[4]。除這門必修課外, 大學里一般還會開設一些法律類通識性選修課。大陸地區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內容主要是關于法理、憲法、一些部門法等法律知識的初步介紹。從法治教育內容角度看, 兩岸的法治教育最大的相同點是都包含基本法律常識的教育內容, 且內容安排也是隨著青少年年齡與理解能力的提高而呈現出知識的遞進性的特點;最大的不同點在于臺灣的法治教育對民主、人權內容涉及相對較多, 大陸則側重于對各類法律常識的介紹, 這與兩岸對法治教育的定位不同有關。

大陸和臺灣地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對比

  (三) 法治教育實施途徑不同

  臺灣的《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劃書》提出法治教育應由政府及民間資源結合家庭、學校及社會全面推動, 即主要由政府、學校、社會力量共同推動, 也包括學生家庭的配合, 比如法務部組織法治宣講團, 一些律師公會設立專門委員會從事法治教育推廣,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成立法治教育小組推進法治宣講、師資培育、教材研究與教法研究高等工作等[5], 一些司法機關和社會也積極舉辦民主法治研習營、觀摩會、座談會等活動。法治教育活動的內容也很豐富, 以社團法人臺南市觀護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聯合主辦的法治教育成長營活動為例, 該活動內容包括認識法律與法院、少年事件處理法簡介、法律劇場選角、排演、分享與座談等等。除此之外, 臺灣地區還設有法律會考以促進學生的學習。大陸除學校教育外, 也有社會力量的參與, 如公安、司法機關提供的法治講座、法律活動輔導活動, 在社會專業人士中選任中小學兼職法制副校長等等。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實施途徑來看, 兩岸都希望在學校教育之外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參與, 但相對來說, 臺灣起步更早, 也在不斷反思中進行著修正, 嘗試的途徑更多, 社會各界力量的參與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 形成了相對成熟和富有成效的機制, 大陸雖然采取了一些促進校外法治教育的措施, 但穩定性較弱。

  二、臺灣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經驗與教訓

  臺灣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起步比較早, 無論其經驗與教訓都對大陸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 臺灣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經驗

  首先, 臺灣既注重法律知識的傳授, 也注重法治觀念和能力的培養。臺灣地區重視基本法律知識的傳授, 這從其歷次修訂的課程目標以及編制的大量的法治教育教材、資料中可以得到反映, 不僅如此, 其還注重學生法治能力的培養, 認為法治不是靜態的法律知識, 而是動態的調整秩序的方法, 所以臺灣在《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劃》中就明確指出, 要落實中小學生自治活動, 還規定要落實學生申訴制度, 提供有效及公平救濟的途徑, 將法治與民主、人權、自由等精神結合起來, 培養公民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內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知識和能力。其次, 既利用課堂教育、學校教育, 也充分利用社會資源。臺灣學校的法治教育在課堂教學中創設了大量的實踐活動, 如高中“公民”課程每周安排四次“公民活動”, 主要形式有參觀、討論、模擬表演、設計方案、選舉活動、論文比賽等。此外, 還有法律講座、參觀法院、開展教學觀摩、戲劇表演、服務學習等課外法治教育活動[6]。再次, 法治教育形式多元化。由于法治教育的參與力量眾多, 且來自于不同的部門或團體和組織, 所以決定了法治教育的形式呈現出多元化特點。

  (二) 臺灣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教訓

  首先, 教材編寫存在不足。臺灣編寫的與法治教育有關的教材讀本和輔助資料數量龐大且內容繁瑣, 導致師生無法完全吸收理解。還有的教材存在太過理想化、不夠生活化的問題, 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不足[7], 所以如何實現教材的優化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其次, 師資力量不足。法律的專業性, 使得一般人難以勝任, 教師想要靠自學獲得此類專業知識,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從事法律職業的待遇要普遍高于教師, 學校的該類師資還存在流失現象, 所以專業教師欠缺是影響法治教育最大的問題, 針對法治教育師資不足的現象, 臺灣地區也在致力于通過現有教師培訓、培育“種子教師”鼓勵、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等方式逐步解決上述問題。

  三、大陸青少年法治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一) 大陸青少年法治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

  大陸當前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 “法治教育”的內涵不清。在當前從“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的轉變過程中, 大多數相關研究都是直接進行用語的轉換, 而沒有對“法治教育”的內涵進行厘清, 而這恰恰是開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出發點, 如果這個問題不明確, 其他諸如法治教育的內容、教育的方式等等都無從談起。第二, 課堂教育方式簡單。我國當前的法治教育主要采取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接受的方式, 而法治教育的主要目標在于培養學生的法治觀念和法治素養, 而觀念的養成和素養的提高不是通過這種被動方式可以實現的。第三, 課外活動較為缺乏。課外法治教育活動受制于教育資源、場所等制約, 開展得較少, 隨機性強, 無法形成穩定機制, 難以起到應有效果。第四, 法治教育的師資力量不足。大陸長期將法制教育內置于道德教育, 因此法制教育往往是由德育師資完成的, 如高等教育階段開設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一般由馬克思主義學院開設, 由思想政治專業的教師任課, 而實際上該類教育的專業性是比較強的, 未經培訓的普通教師難以很好勝任。第五, 法治教育的評價機制不健全。我國之前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著“上面重視、下面輕視”的現象,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對該類教育實施狀況的評價機制不完善。眾所周知, 大陸中小學生課業繁重, 課外活動并不多, 法制教育活動更是稀少, 而在高等教育階段, 學生的課余時間相對多了, 但情況也是如此,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制約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動開展的并非完全是時間不足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在于相關評價機制不健全, 導致相關部門沒有推動該項工作的動力。

  (二) 促進大陸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建議

  1. 清晰界定“法治教育”的內涵

  上文提到, 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厘清法治教育的內涵。“法治”的基本含義即“依法治理”, 其內涵是“法律至上”, 因此“法治教育”就是對青少年進行關于“法律至上”理念的教育。法治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培養法的觀念, 體會到生活中群幾關系、人我界限、權利義務、自由秩序都可靠法來維護和保障[8]。如果說之前的法制教育側重于對靜態法律知識的傳授的話, 法治教育則在法律知識的傳授之外, 還包括對青少年法治信仰和法治觀念的培養, 對他們能夠利用法律維護權利、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能力的培養。法制教育與法治教育的關系應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 即法制教育只是法治教育體系中的一個基礎環節, 而法治教育則旨在通過法制教育將法治意識和法治精神內化于人們的觀念中, 反映于人們的日常行為中。

  2. 構建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育模式

  大陸當前應構建以學生為中心的新型法治教育模式, 與以往相比, 新模式要求法治教育應給予學生參與課堂的機會, 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 引導學生從被動接受轉向批判思考, 從記憶理解轉向實踐體會, 這無論對教材編寫還是對教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已經明確從小學到高等教育各階段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與要求, 而上述教學內容均需以教材作為載體, 2016年起, 大陸將義務教育小學和初中起始年級“品德與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稱統一更改為“道德與法治”, 并將小學六年級上冊和初中八年級下冊專門設置為法治教育專冊, 強化了知識的系統性, 與原來相比有了較大變化;高等教育階段的法治教育也被納入大綱, 要求開設法治基礎課或其他相關課程作為公共必修課。本文認為, 教師的教學應當將講授內容和學生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 將基礎知識與實踐內容結合起來, 且應主要采取討論式、案例式教學, 由教師組織學生在不斷討論、反思和總結中加深對法治的理解。

  3. 豐富課外法治教育形式, 調動各方力量積極參與

  對青少年進行法治教育, 應更多培養學生的法治信仰和法治素養, 而不是對學生進行法學專業教育, 針對這個特點, 應更多地通過各種青少年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推進該項工作。目前大陸也在課外開展了一些活動, 比如到法院、看守所參觀, 請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進校進行講座, 開展辯論賽等等, 但教育方式仍不夠靈活多元, 也沒有形成穩定的機制, 所以效果并不理想。臺灣也特別注意通過調動各方的力量參與該項工作以彌補學校力量的不足。當前大陸可以通過以下幾條路徑開展校內外法治教育活動。

  第一, 鼓勵學生團體, 尤其是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團體舉辦形式多樣的法治教育活動, 諸如法治教育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校園法治月、主題班會等活動, 關鍵的問題是要形成穩定的機制。

  第二, 聯合政府機關或社會組織共同推動青少年法治教育, 如聯合公檢法機關、律師團體舉辦法治教育講座、接受咨詢與組織短期夏令營等活動。

  第三, 當前大陸正在根據“七五”普法規劃的要求進行青少年法治教育實踐基地的建設, 爭取到2020年時建成60所左右的國家級實踐基地, 在中等以上城市建立至少一所實踐基地, 在縣、市范圍結合實際建立相應的實踐基地[9]。本文認為應將基地作為課外法治教育的主要陣地, 由基地組織、協調、開展各類法治教育活動則可大大緩解學校的壓力, 基地法治教育應采取體驗式教育、現場觀察、實踐模擬、動漫、戲劇、微電影等青少年易于接受的形式, 為青少年提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機會, 提升他們對法治的理解。

  4. 大力培養從事法治教育的師資力量

  青少年從最初接觸法治理念到理解法治精神、提升法治素養, 與教師的引導是分不開的, 所以從事法治教育的師資狀況會直接影響到該項工作的成敗。臺灣在青少年法治教育過程當中, 也遇到了師資不足問題, 其《加強學校法制教育計劃》專門就增進教師法治知能提出了六項措施, 包括培育各縣市中小學法治教育種子教師, 辦理教材、教法觀摩研習, 鼓勵大專院校開設相關法律課程及進修班, 鼓勵師資培育大學排入相關法律課程以提高教師法治素養和教學能力等等。大陸有學者提出了在中小學單獨設立法治教育課的設想, 并提出教育行政部門要根據中小學法治教育課的教學工作量確定轄區各學校法治教育教師編制[10], 短期來看這個設想難以實現, 不過大陸已經著手開展法治教育師資的培訓工作, 如近兩年在中國政法大學等三所高校培訓了600多中學法治教育“種子”教師[11], 一些地方也在著手設立法治兼職教師培訓基地[12], 啟動“雙千計劃”, 聘請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法律實務部門專家到高校兼職、掛職任教, 選聘高校法學骨干教師到法律實務部門兼職、掛職等等。本文認為, 由于中小學法治教育師資需求量大, 所以建立兼職教師培訓基地是較為務實的做法;而高等教育的法治教育力量則應引進專業師資, 因為高校學生對法治教育專業性的需求層次更高。

  5. 健全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評價機制

  評價機制的完善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對青少年學習狀況的評價。臺灣地區對此有一定的評估機制, 比如將法治教育內容納入畢業考試范圍, 學生要進行法律大會考, 這相當于設定了評價機制。大陸地區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也提出要在中、高考中適當增加法治教育內容, 將法治素養作為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認為, 如果僅僅考查學生對法律常識的記憶的話, 那么又將回到過去法制教育的老路上, 而且增加了學生的負擔, 效果并不一定理想, 當前應當探索多元化的評價機制, 除考試之外, 如果將參加課外法治教育活動、撰寫心得體會、進行法治宣講都納入評價機制的話, 靈活的形式更能獲得青少年的認同。二是對學校、實踐基地等推行法治教育狀況的評價機制。現階段, 雖然各級主管部門及學校對青少年法制教育有考核項目, 但均未單獨成項, 大多零散出現在各類綜合性考核與評審之中[13], 因此當前并沒有形成系統的評價機制, 今后應當加強研究, 確定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 通過評價激勵學校等相關部門投入精力, 努力推進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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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周訓超.黔西縣成立首個“法制兼職教師培訓基地”[N].法治生活報, 2018-01-04.
  [13]閔柏林.中小學法制教育評估機制建設現狀調查——以湖北省宜昌市X區為例[J].教育導刊, 2015 (05) .

    關愛.兩岸青少年法治教育比較研究[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9,35(06):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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