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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與擴大建議

時間:2019-07-26 來源:石家莊學院學報 作者:熊鳳水,蘇霞 本文字數:7909字

  摘    要: 農民政治參與度是衡量我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熱情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當前農民在政治參與方面存在地區發展的差異較大、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并存、主動性與被動性并存、農民政治參與網絡化趨勢加強等問題。農民政治參與主要受經濟、文化、制度等因素影響, 擴大農民政治參與, 應該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健全制度化參與機制、發揮網絡的正向作用、增加農民主體意識。

  關鍵詞: 農民; 政治參與; 非制度化參與; 協商民主;

  Abstract: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mproving farmers' enthusiasm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ch as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oexistence of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the coexistence of initiative and passivit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trend of network of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econom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expand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rural economy, improve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Network and increase farm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Keyword: farm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on-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一、文獻回顧

  我國是農業大國, 農民政治參與對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至關重要, 農村的政治經濟穩定也是國家穩定和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農民有序參與政治有利于農民意愿的表達和政府決策的制定, 推動農民政治的成熟。農民通過村民自治組織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政府知曉農民的需求和心聲, 在制定政策時才能關注農民真正所需, 對政治資源進行合理分配。農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能夠發揮制度化參與的高效性, 減少非制度化參與頻率以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秩序紊亂和政治資源浪費等問題, 并且能在政府政策執行過程中起著重要的監督作用, 使黨和國家的政策能夠落實到位。改革開放40年以來, 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框架基本建成, 農民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 在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今天, 農民政治參與仍然存在著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胡弘弘、趙濤在分析農民政治參與的現狀時認為, 農民政治參與主體的差異性較大, 參與的主觀動機的多樣化較突出, 政治參與制度并未發揮其效能, 在制度化參與渠道堵塞的同時, 農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則越來越多。[1]季麗新、王培杰則是通過對20個省級行政村68個村莊的調查中發現, 農村中大部分的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制度雖然已經制定, 但許多制度仍然形同虛設, 并未落到實處, 如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以及民主管理章程等。農村的民主治理總體水平較低, 農民政治參與意識淡薄且以動員型參與為主。[2]王立梅、計軍恒在分析農民政治參與熱情的制約因素及相應對策研究時認為, 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熱情不高主要是由經濟因素、農民的主體意識缺乏以及相關具體制度的不完善所導致, 并提出要保障農民政治權利、增強農民主體意識、完善具體參與制度, 以此來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3]楊雅夏則是從協商民主的視角探討農民政治參與所面臨的困境并給出相應對策, 她認為農民參與熱情之所以不高是因為農民的多元化訴求沒有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實現, 因此建議將協商民主引入到基層人大制度、各級政府的治理過程、村民自治中, 以此來激發農民的政治參與熱情, 使其在政治參與的各個過程中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 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從而使政策制度更好地發揮作用, 以解決農民的切身問題。[4]

  通過已有的文獻梳理可以發現, 現實生活中農民政治參與還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論述農民政治參與的現狀, 分析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 認為不僅要重視制度化參與渠道和培育農民主體的內生動力, 而且要注重發揮網絡對推動農民政治生活前進的正向作用, 只有通過多種途徑和多元主體的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提高農民政治參與的有序性, 維護農村政治基礎的穩定性, 從而推動農民政治走向成熟。

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與擴大建議

  二、農民政治參與的現狀

  農民政治參與是指我國農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和途徑, 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定和參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 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眾政治生活中得到最大滿足。[5]改革開放40年以來, 中國農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農民政治參與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了較大提高, 但由于特殊的社會環境, 農民在政治參與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去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 地區發展差異較大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 城鄉不管是在經濟發展、文化傳播還是在政治參與方面都存在著不平衡現象。在經濟發達地區, 人們接受法制教育和政治機會較多, 參政能力和參政意愿都較強。而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 農民經濟收入相對較低且農村教育資源有限, 農民的教育程度不高且思想觀念固化, 國家相關政策制度的下達渠道不暢, 農民理解相關政治事務的能力較弱, 表達意愿和維護權利的能力較低, 制度化參與渠道受阻, 導致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較低。

  (二) 主動性參與與被動性參與并存

  隨著基層民主的不斷推進, 我國農民政治參與主動性也逐步提高, 農民會主動參與村務討論和決策過程, 對村干部的滿意度也在上升。與此同時, 農民被動性參與更為突出, 主要表現在:一是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淡薄;二是經濟動機占主導。馬克思曾說過:“人們所奮斗爭取的一切, 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6]82農民并沒有將政治參與融入自己的生活, 將其看作是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而只是將政治參與的目標放在經濟層面上, 政治參與最終也是為了保障其經濟上的權利。在實際情況中, 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往往需要村干部鼓勵動員甚至附屬一些經濟利益, 如一桶油、一袋大米等。

  (三) 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并存

  政治參與按參與方式可以劃分為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制度化參與是指公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參與公眾政治活動, 包括基層民主選舉、參與村民大會等。而非制度化參與是指不符合國家法律和正規程序的政治參與活動, 包括行賄活動、越級上訪等行為。農民政治參與呈現出制度化與非制度化并存的局面, 制度化參與在現實生活中效能較低, 農民通過制度化途徑參與政治, 其民主選舉、管理、決策以及監督方面的政治事務都缺少話語權和參與度。與此同時, 非制度參與趨勢加劇, 出現了村干部為獲取某種權力非法購買選票、農民越級上訪等現象, 尤其在拆遷、土地征用等方面表現更為突出, 非制度參與的加劇會導致農村政治不穩定以及占用和浪費政治資源, 影響上級政府部門工作秩序。農民也錯誤地認為只要將事情鬧大, 涉及的政府部門級別越高, 自己的合理或不合理的訴求就更有可能得到解決。

  (四) 農民政治參與的網絡化趨勢加強

  隨著電腦、手機等電子媒介在農村家庭中普及和網絡寬帶的覆蓋, 網絡政治參與越來越成為農民關心國家大事、參與自身政治事務的重要途徑。網絡政治參與具有快捷性、傳播速度快、平等性和公開性等特點。一是農民隨時隨地可以通過電腦、手機以及電視廣播瀏覽新聞, 了解最新時事;二是可以通過登錄政府網站, 了解政府的機構構成以及工作內容, 掌握國家政策, 知曉自己所應該具有的權利和義務, 讓政府工作更加透明真實, 也可以通過政府網站完成政治事務, 進行網絡選舉和投票, 繳納各種費用;三是通過瀏覽一些論壇, 既能發表對政治事件以及政策實施的看法和觀點, 反映農民自身的困難和當地政府的工作問題, 也能了解別人的觀點, 從而拓寬自身視野, 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正是由于網絡的發展拓寬了農民參與政治的渠道, 并且這些渠道有著傳統參與途徑不可比擬的優勢, 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質量都在提高。但是, 由于網絡活動的主體匿名性及輿論的真假性難以保證, 導致農民在網絡政治參與中容易發表不負責的言論, 而在受到虛假信息的誘導后往往出現不必要的恐慌, 農民網絡參與中的不安全感需要得到高度關注。

  三、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

  (一) 經濟原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盡管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 實施了很多政策舉措, 如鄉村振興、精準扶貧、三產融合、鼓勵返鄉創業等, 這些政策都在致力于發展農村經濟, 提高農民收入, 為上層建筑打好堅實的基礎。但受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 城市社會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仍然優越于農村社會, 城市市民不再簡單地滿足于物質生活, 也想通過政治參與來滿足自己較高層次的需要。但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 農民最關心的還是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生活問題, 并沒有過多的精力和時間花在政治參與上, 并且認為參與政治活動所帶來的效益沒有從事經濟活動所帶來的直接, 從事政治參與活動不實惠, 不愿意投入時間和精力。

  (二) 文化因素

  首先, 教育程度低下制約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農村教育水平相對滯后, 農民文化程度較低, 教育觀念薄弱, 教育質量不高, 農村輟學的比例高于城市。同時, 農村人口向外流動趨勢加劇, 凡是教育水平頗高的、年輕的都外出發展, 留在農村的都是老人和小孩。受到空間距離的制約, 那些外出者不會單純為了政治參與返回家鄉, 一般由留守在農村的這部分人代表其政治權利。但是這部分群體的文化水平通常是最低的, 他們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缺乏對法制知識的了解, 法制觀念薄弱, 不會采用合法的政治途徑維護自身的權利和表達利益訴求, 導致農民政治參與的效果質量下降。其次, 受傳統中庸思想的影響, 農民普遍認為政治活動是統治階級的事情, 當家做主的意識較低, 不善于使用合法權利維護自身利益。這種思想制約了農民主體發揮其內生動力, 也不利于樹立農民的主人翁意識和營造良好的農村政治文化環境。最后, 教育程度的高低會影響人們對電子媒介這種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 相對來說, 教育程度低的農民特別是老年人不容易接受電子媒介, 從而降低了農民在網絡政治參與過程中的參政積極性, 導致網絡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提高農民政治生活參與能力的作用。

  (三) 制度因素

  章榮君認為非制度化參與現象層出不窮的原因是由于制度化參與渠道受阻, 農民的利益得不到合法化表達, 利益受損, 導致農民心理失衡, 最終采取此種不理智的方法。[7]制度是保障農民合法有效地參與政治的重要保障。楊娟認為要充分發揮農民在基層政權建設中的作用, 必須建立相應的制度化機制來保障他們合法有序的政治參與行為。[8]導致農民制度化參與效能低與非制度化參與不斷上升的局面主要原因有:一是基層人大制度未充分發揮其功能。基層人大中農民所占比例很低, 且大部分都是精英農民, 普通農民表達利益訴求途徑不通暢, 缺乏對村干部的有效監督。二是村民自治組織未能保障農民利益。村民大會、村民代表會議以及民主懇談會等自治制度在許多村莊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村內事務在很大程度是都是由村書記或者主任說了算。三是村務信息透明度差。無論是村干部候選人信息還是決策執行進程和效果的信息, 農民都很少有機會獲悉。村務公開很多情況下是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四是基層網絡建設不完善。由于某些較偏遠農村地區的網絡基礎設施不完善, 網絡輿論體系以及法規制度不健全, 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有些不法分子在網上散布謠言, 甚至實行詐騙, 導致農民產生對網絡的不信任感, 網絡參政的正確認知程度較低。

  四、擴大農民政治參與的對策建議

  (一) 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豐富農民政治參與的物質基礎是提高農民參政熱情的前提。正如雷勇所說:“經濟決定政治, 沒有物質基礎作為保障, 政治參與就是一句空話。”[9]農民的政治參與是為了保障其經濟權利, 由此可以看出經濟利益對農民參政行為影響至深。當物質基礎豐富, 人們不再為生存問題擔憂, 自然會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 如獲得政治地位和政治參與感。中國共產黨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發展農村經濟, 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大力發展鄉村產業,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相結合。這一系列措施都在為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打下堅實基礎。政府還應該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 城市帶動農村發展, 減少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城鄉差距給農民帶來的心理失衡感。對于貧困人口, 政府要貫徹落實精準扶貧戰略, 將政策落實到位、落實到實處, 落實好貧困人口的兜底和保障工作, 如低保和五保、殘疾人補貼、新農合醫療等, 致力于脫貧攻堅, 保障農民吃穿不愁, 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發生。

  (二) 健全制度化參與機制

  1. 健全基層協商民主制度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 (Samuel P.Huntington) 說:“在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里, 這些國家政治穩定的關鍵就看能否在現存的體系中動員群眾參與政治, 而不是反對現存體系。”[10]57在基層政治生活中重視農民的有序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這需要在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以及民主監督的過程中使農民真正參與進來, 真正做到治理過程讓農民真正滿意, 治理成果為農民真正需要。協商民主是一種重要的民眾參與機制, 是指通過各種形式, 在決策前和決策后進行廣泛協商、集體決策的過程。將協商民主融入基層民主政治中, 主要體現在: (1) 民主選舉。首先, 增加農民在人大的比例。2010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規定“城鄉按同等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但現實情況并沒有這么理想, 農村的基層人大代表中結構仍然不是太優化, 農民所占的比例依然很低, 呈現“黨員多、干部多”。應該增加農民在基層人大中的比重, 使其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其次, 提高農民選舉的質量。在農村, 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跟風選舉或者村干部“買票”現象, 既沒有充分發揮農民手中的選舉權, 也容易導致農民對選出的干部缺乏信任。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選舉前農民對候選人并不了解, 可能只知道姓名等一些基本情況, 但對于政治能力、工作目標、施政方案等卻一無所知, 農民對候選人不了解, 就更容易受到誘導。 (2) 民主決策。在農村重大事項的決策和落實過程中, 要充分引入協商民主, 在結合專家學者的建議, 保證政策專業性的同時, 還要充分聽取農民的聲音, 保障政策的現實性。只有能真正解決農民實際問題的政策才是好政策, 在解決農民問題的過程中, 農民是最具有發言權的, 可以通過開展聽證會、民主懇談會以及村民會議聽取農民建議。 (3) 民主管理。基層政府要貫徹落實《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保障《組織法》賦予農民的各項權利, 定期召開村民會議、懇談會以及落實信訪制度, 通過村民自治制度讓農民群眾自己當家做主, 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實施“民主商議、一事一議”, 還權于民, 保障農民權利的有效行使。

  2. 發揮網絡的積極正向作用

  網絡是把雙刃劍, 若能運用好則能推動農民政治生活往前邁進一大步, 若不能則可能會帶來負面后果, 因此政府應發揮好網絡對農民參政積極性的正向作用。首先, 政府要凈化網絡環境, 通過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建立健全網絡輿論體系以及相關法規制度, 抑制虛假信息和謠言的傳播, 把握輿論的健康走向。其次, 將政府工作與網絡相結合, 在基層政府工作中, 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村務公開。村務公開是指村委會將其工作情況, 通過一定形式和程序告知全體村民, 是人民群眾評判農村黨風政風的一個重要標志。而目前我國農村村務公開面臨著公開不及時、公開內容不完整、忽視反饋等問題, 這些問題會導致政府和農民的信息不對稱, 一方面忽視反饋, 政府不知道農民的真正想法和需求, 意識不到工作中的失誤, 另一方面村民對各種村務信息不了解, 農民的知情權缺失, 監督力度下降, 從而導致政治參與熱情度下降。政府要將村務公開與網絡相結合, 在網站上及時有效地公開工作內容和進度以及與農民有關的政策等, 啟動村務信息公開平臺建設, 各行政村的村務及財務信息實現互聯網、手機終端等多渠道查詢。這樣農民就可以隨時隨地了解信息, 也可以通過網站與基層政府工作人員進行交流。

  (三) 增加農民主體意識

  1. 提升農民教育水平

  教育層級與參與程度成正比, 公民的文化程度越高, 政治參與的程度也越高。教育水平與人們的表達能力、認知能力以及思維能力是成正比的, 當農民的教育水平比較低下, 他們掌握政治信息和資源就比較少, 表達和反饋自己意愿的能力比較低, 從而影響農民的參政積極性和農村的參政水平。為此, 要不斷提升農民的教育水平。首先, 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 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 不斷創新教育形式, 引進教育人才, 更新教育理念, 鼓勵大學生返鄉創業、返鄉當村官, 為農村輸入新鮮的血液。貫徹落實九年義務教育和相關教育補助政策, 真正做到“再窮不能窮教育”。其次, 要加大對政治教育的宣傳, 通過各種形式, 讓農民了解基層民主政治制度和相關的法律法規, 豐富他們的法律常識, 增強法治觀念, 明確政治參與的各項權利與義務。比如, 黨員干部深入基層發揮榜樣作用, 通過大眾輿論的傳播宣傳, 營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圍。再次, 要加強農民的網絡參政培訓, 提高農民網絡知識和電腦知識的普及與運用, 使農民有能力有機會參與到網絡政治中來, 增加農民對網絡的信任感和提高對虛假信息的辨識能力, 合理地引導農民采用正確的網絡方式參政議政。

  2. 提高農民政治成熟度

  農民政治參與非常注重眼前的現實利益, 有些農民如果不能領到禮品就不去參加投票, 認為投票與自己無關, 這種功利性動機不利于農民政治參與的主體意識的培養, 看不到其背后的非經濟效益, 是農民政治成熟度不高的一個外在表現。各級政府要大力加強宣傳, 提升農民參政的非經濟因素心理動機, 讓農民意識到參政行為是保障自身各方面的權益和解決他們現實中所面臨問題的重要途徑, 基層政府是他們的服務者而不是管理者, 農民是國家的主人, 并且參政所帶來的非經濟效益要遠遠高于眼前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 要引導農民制度化參與, 盡量減少非制度化參與, 不斷提高農民的政治成熟度。

  五、結論與討論

  農民政治參與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雖然我國一直重視三農的發展, 給予了很多政策支持, 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效果, 但總體而言, 我國農民政治參與還存在著改進和提升的空間, 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奠定農民政治參與的堅實物質基礎, 建立健全具體制度化參與制度, 拓寬農民參與渠道, 增加農民主體意識的內生動力, 樹立農民主人翁意識, 應用好網絡在農民參與政治中的正向作用。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提高和能力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要國家、政府、社會和農民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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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鳳水,蘇霞.農民政治參與的困境與對策[J].石家莊學院學報,2019,21(0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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