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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

時間:2019-07-26 來源:治理現代化研究 作者:柯華慶 本文字數:21276字

  摘    要: 當代中國主要有三種政治思想, 一種是曾經長期存在的封建專制政治思想, 一種是部分知識分子幻想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思想, 還有一種就是現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思想。本文對封建專制政治 (最強者與強者聯合, 可以稱為貴族君主制) 、資本主義政治 (強者與弱者聯合, 可以稱為民主貴族制或者黨爭民主制) 和社會主義政治 (最強者與弱者聯合, 稱為黨導民主制) 予以較為深刻的剖析, 并且論證:中國歷史和國情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政治是共產黨聯合最廣大人民節制資本和權貴的政治, 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探索后的歷史選擇。中國主流憲法學者不區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 將資本主義政治塑造成科學、客觀、中立和普世的政治, 將資本主義憲政當作道統, 批判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違背憲法學人應該為本國政權合法性辯護的基本常識, 已經不是憲法學者, 而是資本主義道統分子了。

  關鍵詞: 政治思想; 封建專制政治;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kinds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e is the long-standing feudal aut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 another is the capital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 fantasized by some intellectuals, the third one is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feudal autocratic politic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nly strongest and the few strong, which can be called aristocratic monarchy) , capitalist politic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ew strong and the mass weak, which can be called democratic aristocracy or party strugg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t politic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nly strongest and the mass weak, which is called party-led democracy) . The hist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determine that China is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capitalist road. Socialist politics is the Party united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o restrain the capital and the privileged,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choi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xploration. Mainstream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in China evad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ist politics and capitalist politics, take capitalist 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alism as scientific, objective, value-free and universal.They criticize Chinese socialism and Chinese constitution with occidental orthodoxy, which is against the common sense that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should defend political power. It makes them no longer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but merely the advocators of occidental orthodoxy.

  Keyword: political thought; feudalism; socialism; capitalism;

  每個人都是政治人, 只不過有些人是有意識的, 有些人是無意識的, 有些人意識強, 而另一些人意識弱而已, 所以有“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的名言 (亞里士多德語) 。狹義的政治通常指國家政治以及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政治, 是圍繞國家權力分配所進行的活動。在一個國家中, 作為領導主體必須明確“你是誰”“為了誰”和“依靠誰”, 由此決定了各個主體在國家中的地位。

  國家政治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的反映, 是社會關系的統領, 涉及社會關系的學問只要一直追問下去就會涉及政治主張, 只要是涉及社會關系的學問都會與政治有關, 區別只不過在于是強聯系還是弱聯系。中國學術傳統以人事為對象, 也就是以社會關系為對象, 所以傳統中國學者與政治的關系密不可分。孔子的經典“問知”即“知人” (《論語·顏淵》) 的說法就是例證。自孔子以來, 中國一直就有政統和道統之分, 道統是政統的標準。“士志于道”, 這個“道”是堯、舜、禹等形成的“古道”, 學者以掌握“道統”自居。這一文化傳統在經歷幾次周邊少數民族入侵之后并沒有多大改變。鴉片戰爭以來, 中國發生“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器物、制度到文化, 中國面對西方的強烈挑戰。自五四運動開始至今一百年, 大量言必稱西方的中國學者以“民主”和“憲政”為“道”評判中國政治社會, 形成了以“洋道”評判政治的新道統。黨的十八大以來,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旗幟下, 綿延不絕的各種“古道”再次亮相。

  一、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

  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往前可以追溯到孔子, 一直延續到今天。朱熹及其弟子黃干是“道統”論的正式建立者[1] (P21-22) 。《近思錄》第一卷是“道體”, 在朱熹道學中居于綱領的地位, 闡發了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理思想。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中, 《中庸》是集中講“道體”的文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首段中說明了道體、道統和道學的關系:“《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 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 則‘允執厥中’, 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者, 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 至矣, 盡矣!而舜復益之義三言者, 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 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2] (P14) 道體“允執厥中”由前圣傳之后圣。上古圣神都是德位兼備, 才有資格“繼天立極”和傳授“道統”。所謂“道統”就是“內圣外王之道”, 統一于既內圣又外王者。為什么道統后來發生了轉移呢?《中庸章句序》有言:“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 天下之大事也。……自是以來, 圣圣相承, 若成湯、文、武之為君, 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若吾夫子, 則雖不得其位, 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 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2] (P14) 由此可見孔子并沒有傳道統之資格, 孔子雖然“賢于堯、舜”, 但“不得其位”, 只有述“道學”。朱熹在《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中說:“秦、漢以來, 道不明于天下, 而士不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有濂溪先生者作, 然后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1] (P20-21) 濂溪先生 (周敦頤) 所傳的正是孔夫子的道學。余英時指出, 朱熹有意將“道統”與“道學”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統”的時代, 即內圣與外王合二為一。周公之后, 內圣與外王已分裂為二, 于是孔子開創了“道學”時代。[1] (P21)

中國為何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

  朱熹弟子黃干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記》中通過區分“道始行”和“道始明”發展了朱熹的思想, 將道統和道學合二為一, 使得道統成為儒家圣賢的專利:“道原于天, 具于人心, 著于事物, 載于方策:明而行之, 存乎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 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 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 歷萬世而可考也。”[1] (P22)

  行道統的是內圣外王, 明道統的是儒家圣賢, 那么內圣與外王分裂之時, 到底是內圣高于外王還是外王高于內圣呢?儒家學者提出了與“道統”相對的“治統”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政統”) 。1345年, 在宋、遼、金三史修成之后, 楊維楨上《三史正統辨》表, 主張“道統者, 治統之所在也”。[1] (P22) 也就是說, “治統”的合法性或正當性依附于“道統”, 道統就成為約束君權的標準。道體是道統的精神內核, 道統盡管上溯上古三代, 而實際上依賴于儒家讀書人對道體的解釋, 因為道體本來就是像“天人合一”“天理”“中庸”等等抽象的形而上之道。道統實際上是封建貴族政治, 評判的對象是君主政治, 儒家通過區分政統和道統為知識貴族贏得政治地位。由此, 以道統自居的中國讀書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提高, 形成了“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 (《論語·泰伯篇》) 的道統文化, 無論為官還是隱居, 都可以以“有道”或“無道”來評判君主政治或專制政治。

  讀書人執掌道統一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正式結束。1911年辛亥革命開創了民主社會的新紀元, 1915年開啟的新文化運動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然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很多中國學者的道統思維仍然非常頑固, 只不過將古道換成了洋道。

  二、現代學者的科學精神

  伴隨著船堅炮利, 西學進入中國。西學的核心是“黜偽而崇真”[3] (P2) , 也就是科學精神。科學是關于自然和社會的結構和行為方面的知識, 能夠通過經驗或實驗所證實或證偽。簡言之, 科學是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知。

  (一) 實證方法與邏輯方法

  愛因斯坦在1940年對科學有一個總結:“科學是這樣一種企圖, 它要把我們雜亂無章的感覺經驗同一種邏輯上貫徹一致的思想體系對應起來。在這種體系中, 單個經驗同理論結構的相互關系, 必須使所得到的對應是唯一的, 并且是令人信服的。感覺經驗是既定的素材, 但是要說明感覺經驗的理論卻是人造的。它是一個極其艱辛的適應過程的產物:假設性的, 永遠不會是完全最后定論的, 始終要遭到質問和懷疑。”科學方法與日常生活中的方法的不同“在于概念和結論有比較嚴格的定義;在于實驗材料的選擇比較謹慎和有系統;同時也在于邏輯上比較經濟”。[4] (P527) 在此, 愛因斯坦揭示了科學理論的兩個特征:形式邏輯所構造的體系和實驗方法。用一句話說, 科學是一種能夠通過實證檢驗的邏輯上一致的假設性體系。以演繹推理為主的邏輯精神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奠定的, 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是范本;實證科學方法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奠定的, 將實證方法用在社會問題研究上則是由孔德的《實證哲學教程》開啟的。

  實證方法和邏輯方法面向的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 解決人類面臨的現實問題。我們學習西學應該是利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 實證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等等, 構建自身的政治理論、經濟理論、社會理論、法律理論等等。

  (二) 科學精神

  構建科學理論的一般過程是這樣的:對于自然、人或社會現象回溯性尋找可能的原因, 所找到的原因是一些假設性命題。這些假設性命題之間是相互獨立的, 并且從精確性上考慮常常是數學上的函數關系, 首先要求這些假設性命題能夠解釋已知現象, 基于這些假設性命題根據形式邏輯可以推出很多新的命題。假設性命題可以是抽象的, 然而從假設性命題所推導出來的新命題必須與經驗有關, 可以通過經驗或實驗驗證其真假, 真假的判斷在于是否與感覺經驗相符。近代科學與傳統科學最大的不同在于通過人為的實驗來檢驗這些新命題的真假, 實驗是可重復的和普遍的。這樣, 現象與現象之間就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聯系的, 從假設到推導出來的命題所形成的理論體系對形式邏輯的依賴很強, 形式邏輯的作用像建造房子用的鋼筋混凝土。好的科學理論能夠從盡可能少的假設推導出盡可能多的新命題, 這些新命題與經驗相對應, 可以通過經驗或實驗檢驗。例如, 牛頓力學大廈就是通過三大定律推導出來的。通過上述闡釋, 我們可以發現科學至少有三方面精神。[5] (P142-146)

  首先是邏輯精神。形式邏輯要求科學理論大廈中的命題可以通過基礎性命題 (所謂的公理或者定律或者假設) 通過演繹必然地推出, 命題之間不能相互矛盾。從自認為無可懷疑的命題出發, 逐步建立起知識的大廈, 將一切建立在十分清楚、極其分明的基礎上是認識論的信條。形式邏輯是科學理論構建的必備工具, 正如嚴復所言, 邏輯是“一切法之法, 一切學之學;明其為體之尊, 為用之廣”。[3] (P1026) 馮勝利認為, “中華學術之振興, 必待邏輯振興而后大興。”[6]正是因為我們傳統文化中相對比較欠缺邏輯, 所以我們需要認真學習邏輯, 更重要的是用邏輯方法來發現已有理論的缺陷和建構新的理論。

  其次是求真精神。求真精神包括可證實性原則和可證偽性原則。求真精神就是有可能通過經驗或實驗來支持或者證偽它, 既不能直接檢驗也不能間接檢驗的理論不是科學理論。可證實性原則是強調所有科學命題都要與人們的經驗發生關聯, 通過經驗得到證實。由于科學理論大都是全稱命題和有些科學命題的抽象性, 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很難成為判斷是否是科學理論的唯一標準。為此, 波普爾提出可證偽性原則, 也就是在否定的意義上借經驗檢驗的方法被挑選出來:經驗科學的理論體系必須可能被經驗所駁倒。[7] (P6) 可證偽性并非指已經被證偽, 而是指可能被證偽。好的科學理論是有可能被證偽而沒有被證偽的理論, 一次次有可能證偽該理論的“反例”卻變成了一次次證實它的證據。可證偽性標準打破了將科學理論作為正確的代名詞的神話, 使得我們看待科學的態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科學變成了試錯, 即“把科學的批判態度作為它的最主要特征。因此, 一個科學家應當從這樣一種觀點來看理論, 即這個理論是否能被批判地討論, 它是否使自己蒙受各種批判, 以及它是否能經受得住批判”。[8] (P365)

  科學具有邏輯一致性和可被經驗或實驗證實的特征可以引出科學的第三個精神:懷疑精神。懷疑精神分為邏輯上的懷疑和實證上的懷疑, 與上文的邏輯精神和求真精神相對應。如果一個理論是內在不一致的, 肯定會有命題是假的, 這是邏輯上的懷疑。如果一個理論符合邏輯, 但是不符合事實, 這時就應該放棄這個理論, 而不是讓事實去符合這個理論。例如, 西方的理論在邏輯上很好, 在西方很有解釋力符合經驗事實, 但用在中國可能就不行了, 因為最先的那個基礎性命題不是來自中國的。

  真理之所以可貴就在于揭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 為人類更好地滿足自身的需要提供了支撐。陳寅恪所提倡的“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并非說學術要獨立于社會而存在, 而是指學者應該保持認知上的自主, 不受權力和資本等影響, 這樣才能實現更好地服務社會的目的。學術不是自娛自樂的活動, 最終要有利于社會才有存在的必要, 學術是現代分工合作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非一種道德優越的存在。[9]

  (三) 社會科學的政治性

  自然科學理論的優劣在于能否解釋盡可能多的已知事實和準確預測未來。社會科學理論的優劣亦然。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 自然界的規律沒有地域性, 只需要滿足前提條件就有結果。社會科學是以人及其社會關系為對象的, 社會科學理論的假設具有區域性, 其規律也具有區域性。社會科學理論不僅僅用于解釋和預測, 而且常常成為建立社會制度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理論假設和依據社會科學理論提出的制度建議都有可能有政治性。社會科學理論涉及社會關系, 假設性前提是對現實社會的抽象, 抽象本身就有價值選擇, 這種價值選擇可能是政治性的。

  社會主義中國選擇市場經濟以來,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成為很多中國經濟學人的新道統, 被披上了真理的外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自我標榜科學、中立和客觀, 而實際上建立在西方近代社會普遍接受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基礎上, 具有鮮明的價值觀和政治性。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至少有以下假設:第一, 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行為;第二, 為了追求自我利益, 人們的行為是理性化的;第三, 人們擁有必要的知識使其行為理性化并符合其自身利益;第四, 人們和社會資源具有流動性, 能夠流向能實現最大價值的地方;第五, 任何人都有能力自由進出市場;第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假定是當前的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是既定的。這些假定都蘊含特定的價值觀。首先, 當前的分配是公正的和合理的, 也贊同現有的分配方式;第二, 自由進出市場是競爭的基礎, 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第三, 所有人都有能力自由進出市場, 沒有經濟基礎和教育資源上的區別;第四, 人們沒有情感和道德, 與物體一樣可以自由移動;第五, 只有私人個人而不是父母或者中央計劃者有權作出決定。[10] (P46-48)

  然而, 現實中這些條件都不能滿足, 現實中的人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 有人聰明有人愚笨, 有人俊秀有人丑陋, 財產繼承和教育又擴大了這種不平等。人們不可能完全自由進出市場, 人類也不能像物體一樣自由流動, 個人的決策總是或多或少受家庭和制度約束。建立在假定所有人都是聰明人或者都有資本自由進出市場的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制度設計, 無疑有利于具有智力資本或者掌握了物質資本的人。

  馬克思深刻指出,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現實性上, 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 (P60) 顯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不同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人性假設, 得出的結論不同也就毫不奇怪。

  三、認識世界與改變世界

  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區別是人有理想, 這就涉及改造世界的問題。中國古代文人崇尚道德的道統, 張載的“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很有代表性。近代西方則是另一個傳統, 也就是知識論的傳統, 強調認知。培根的經典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就是近代西方認知傳統的表達。培根認為, 感覺是認識的開端, 也是一切知識的泉源, 不過他更重視科學實驗在認識中的作用, 認為必須借助于實驗, 才能彌補感官的不足, 以此來深入揭露自然的奧秘。培根在《新工具》中的第一條箴言是:“人作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釋者, 他所能做的、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實中或思想中對自然進程所已觀察到的那么多, 也僅僅那樣多;在此以外, 他是既無所知, 亦不能有所作為。”[12] (P7) 西方在經歷神學階段和形而上學階段之后, 自培根開始進入實證階段, 近現代學者主要以認知自然和社會為志業。

  (一) 技術與制度:基于科學地改造世界

  西方近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且直接或間接改變了世界進程。西方的改變是通過技術和制度實現的, 技術和制度是建立在科學認知基礎上的。只要我們想想在愛因斯坦質能方程基礎上造出的原子彈和洛克的分權理論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就能明白基于科學認知產生的技術和制度對世界的改變。

  人類是目的性動物。如果預測的結果是我們不想要的怎么辦?人類依據科學規律通過控制原因來控制事件的結果, 這就是改變世界。如果預測的結果正是我們所欲求的, 就讓它發生和更好地發生;如果預測的結果是我們不欲求的, 就讓它不發生或者少發生。正如非洲諺語所言, “不要看你在哪里跌倒, 要看你在哪里打滑”, 我們可以通過控制原因來控制結果。基于科學規律的控制有兩大類型, 一種是技術, 另一種是制度。

  技術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遵循不同的思維方式。1技術的一般含義是運用自然科學知識提出的能夠達成人們的欲求的切實可行方法。例如電器是利用電流規律設計的, 制造電器的目的是滿足個人需要。自然科學是對自然的認知, 技術是基于這種認知來改造世界的努力。科學是方法, 具有普遍性, 是“授人以漁”;技術是方法應用的結果, 具有特殊性, 是“授人以魚”;科學精神是“求真”, 技術精神是“求用”和“求效”;科學是因, 技術是果;科學是源, 技術是水。

  (二) 制度的主體性

  制度是為滿足人們需要而由人們確立或制定的規則。制度是規范性的, 與人的目標密切相關。制度與技術類似, 追求不同價值的人會制定不同的制度規范, 要想確立或制定好的制度, 必須遵守科學規律。制度與適用群體的關系就像衣服與人體的關系, 一件衣服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 只有在某個時間某個情景中穿在某個人的身上才有好壞。2制度有三性:主體性、時間性和空間性。制度的三性要求制度的設計應該圍繞主體的目標, 考慮主體的起點和約束條件, 一個好的制度應該是能夠很好地實現主體的目標, 就是有好的效果, 這就是制度的實效性。羅素有句名言, “科學能夠告訴人實現某種目標的最佳方式, 卻不能告訴人應該追求什么樣的目標。”[13] (P407) 目標是由主體決定的, 而非由其他主體強加。目標是制度設計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 否則會南轅北轍。

  制度的主體性是不是反對制度的借鑒呢?答案是否定的。明確了制度的主體性反而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去“借鑒”, 而不是簡單化地“照搬”。在研究某個制度能否借鑒時我們必須考慮三個問題:目標、起點和約束條件。首先, 目標相不相同?人與人的目標可能相同, 也可能不同。如果制度的目標不同, 我們就不能借鑒, 否則可能會南轅北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西方發達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 追求的基本價值有別。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有些制度是為了解決發展后的問題,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解決的是發展中的問題。從整體來看,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 但中國幅員遼闊, 各個地方發展不平衡, 中國的制度設計不僅僅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移植外國的, 也不能將發達地區的制度照搬到貧困地區。其次, 起點相不相同?目標相同, 但起點不同, 也不能復制。目標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鑒最重要的因素, 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的不同都會導致制度選擇的不同。

  以民主制度為例。民主制度的構建應建立在認知之上, 中國民主制度的構建應建立在對中國社會的認知之上, 如果只是建立在對美國的認知之上, 就是沒有實證精神。自辛亥革命之后, 中國就是民主社會,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更廣泛的人民民主國家。民主的本來含義應該是中國人自己作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民主制度, 無論中國學者還是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民主的科學方法都應該是實證調查中國各個階層人民的所思所想, 總結出中國民主文化, 構建中國民主理論, 預測中國未來的民主走向, 合理建構中國的民主制度。孔德有言, “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為了預測而觀察, 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普遍信條, 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14] (P14) 張明樹先生堅持實證調查研究中國民主文化20多年, 他在1988年做的大型實證研究“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表明, 中西方政治文化中對政治的基本看法大相徑庭。在西方政治文化中, 政治的目的和功用是“抑惡”, 政府要做的是制止一個人在追求他自己利益的時候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在中國政治文化中, 政治的目的和功用則是“揚善”。[15] (P24) 這種文化希望政府做得要更多, 比如為個人和社會設定應該追求的目標, 并且領導人們去實現這些目標。2011年張明樹再次做的“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表明, 20多年過去了, 中國人的“揚善”政治文化并沒有多大改變。通過實證研究歸納總結, 張明樹得出中國人想要的民主是:1.德治優先于法治;2.解決反腐敗和群眾監督政府問題優先于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3.重視實質和內容優先于重視形式和程序;4.協商優先于表決。[16] (P279-284) 不同國家的民主制度不同, 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民主制度也不相同, 這些制度都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在時代背景下的選擇, 民主是一個生長過程, 民變則民主變。真正的民主是生長出來的, 既非學者能夠培育出來的, 更非他國所強加的。

  四、三種政治與三種意識形態

  當代中國主要有三種政治思想, 一種是曾經長期存在的封建專制政治思想, 一種是部分知識分子幻想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思想, 還有一種就是現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思想。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三種政治類型, 我們有必要超越長期形成的“統治——被統治”的二元分析模型。

  (一) 三主體模型

  按照能力, 自然社會中的個體構成一個從最弱者到最強者的連續序列。個體又可以聯合起來成為組織, 有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和政權組織等等, 組織也可從最弱者到最強者形成一個連續序列。由于有了組織, 原來的強弱關系可能會改變。例如, 在勞資關系中, 一般是勞方弱、資方強。然而, 如果允許勞動者組成工會, 那么相對于單個的資方, 工會更強。將所有個體和組織按照能力強弱排列就可以形成從最弱到最強的連續序列。一個國家之內, 通常情況下政府是壟斷暴力的最強者, 當地方勢力或者經濟組織比政府更強大, 政權就有可能被瓦解或被顛覆。如果我們將強弱的序列擴展到全球, 不同國家又可以按照強弱排序。強國可能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欺負弱國。例如西方列強曾經通過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有些大企業的力量比小國強, 可以呼風喚雨, 亞洲金融危機就是明證。我們可以將從最弱者到最強者的連續序列簡化為三個主體之間的強弱關系:弱者、強者和最強者。三個主體足以表達任何個人和組織之間的強弱關系。3現實社會中的人或組織的強弱關系呈現等級金字塔式分布:一個最強者、少數強者、絕大多數弱者。自由主義政治以兩個主體模型來說明社會問題, 將社會分為公民和政府, 也就是弱者和強者, 公民應該聯合起來防止政府的侵犯, 這固然沒有錯。然而, 所有公民或者組織并非能力相同, 而是有強有弱, 如果不防止公民或組織中的強者欺負弱者, 這樣的政治只能實現“山中無老虎猴子做霸王”的貴族政治或寡頭政治。三主體模型對強弱序列進行了更精確的描述, 比兩主體模型更符合現實。四個和更多個主體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復雜的現實社會, 然而假設和理論有追求簡潔的天性, 當然這種簡潔以不損害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為前提。如果三主體模型能夠解釋政治類型就沒有必要采取四個或更多個主體的模型。

  (二) 貴族君主制、民主貴族制 (黨爭民主制) 與黨導民主制

  現有政治類型的經典劃分是亞里士多德做出的。亞里士多德根據“誰統治”將政體分為三種:由一個人、一個小群體和多數人掌握權力, 就相當于按照最強者、幾個強者聯合和多數弱者聯合掌握政治權力進行的政體分類。在每一種情況下, 統治者又可以是為了統治者利益行事或為了整個共同體利益行事, 由此可以將政體分為六類, 分別為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和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在亞里士多德看來, 政治應該為整個共同體利益行事, 但實際上統治者可能為自身利益行事, 所以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分別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的變體。政體是否是優良政體不在于統治者的人數, 而在于統治者是為了自身利益行事還是為了整個共同體利益行事。[17] (P135-139;P151) 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深受二值邏輯思維影響, 現實社會是超越二值邏輯的。首先, 亞里士多德將人僅僅分為完全為公共利益和完全為私利是不符合現實的。現實中的人完全為自身利益或者完全為共同體利益行事的只是極少數, 更可能是既為自身利益也為共同體利益, 只不過偏重大小不同而已, 將從完全為自己利益行事到完全為他人利益行事的人排列起來將是一個連續序列。[18]所以現實中的政體可能是君主制與僭主制之間、貴族制與寡頭制之間或民主制與平民制之間, 這樣就可以分為更加豐富的政體類型。更重要的是, 亞里士多德將國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不是統治者就是被統治者, 這樣的劃分僅僅適用于很小的政體, 現實中存在的政體不可能這樣。一個人統治幾百個人就比較困難, 統治一個大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君主或僭主必須聯合其他主體一起統治, 聯合其他主體就需要共享利益, 只不過利益的分配主次有別。現實中的任何政體都是混合政體, 而且混合也有比重的大小。

  按照我們上文提出的三主體之分, 為了實現有效治理, 一個國家更可能是一類主體聯合另一類主體節制第三類主體。君主是最強者, 貴族是強者, 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間兩兩聯合節制第三者的方式只有三種:最強者與強者聯合, 強者與弱者聯合, 最強者與弱者聯合。按照常識, 聯合中總是更強者占據主導地位:最強者與強者聯合時最強者占主導地位, 強者與弱者聯合時強者占主導地位, 最強者與弱者聯合時最強者占主導地位。長期以來政治是最強者與強者聯合統治弱者的政治。中國自西漢開始直到清王朝崩潰之間長達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封建專制政治是最強者與強者聯合, 皇帝聯合貴族統治平民, 是君主制與貴族制的混合, 是貴族輔助下的君主制, 可以稱為貴族君主制。西方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制, 君主聯合貴族一起統治平民, 民主制的希臘城邦是罕見的。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 聯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 根本原因在于平民已經覺醒了。現代政治都是民主政治, 通常都是政黨組織平民, 強者和最強者表現為政黨力量, 在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不同黨派, 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共產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強者 (資本家) 與弱者 (選民) 聯合的政體, 資本貴族聯合平民 (選民) 制衡政治權力, 是貴族制與民主制的混合, 是平民支持下的貴族制, 可以稱為民主貴族制, 也可以稱為黨爭民主制。三權分立和多黨競爭等等都是實現資本家控制國家的制度設計。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產黨是最強者, 共產黨之所以是最強者在于其代表了底層人民的利益和將人民組織了起來。社會主義政治是最強者 (共產黨) 與弱者 (工農) 聯合, 共產黨領導底層人民節制資本和權貴, 稱為黨導民主制。[19]從封建專制政治、資本主義政治到社會主義政治是民主化的發展, 既是社會階層不斷平等化的過程, 也是自由人群體不斷擴大的過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自由發展的人越來越多, 到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實現終極意義上的全面自由發展。與亞里士多德的分類相似, 如果聯合統治中的相對強者僅僅為了自身利益就是變體, 分別為:貴族僭主制、民主寡頭制和黨主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除了封建專制社會政治、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主義政治之外還有一種被稱為奴隸社會的政治。但在我們的分類中, 奴隸社會不存在。我們認為, 奴隸社會是兩個主體之間的政治, 就是奴隸主統治多個奴隸。下面我們不區分三種政治與三種政治的變體, 用貴族君主制、民主貴族制 (黨爭民主制) 和黨導民主制來一般性地討論問題。我們以現實中存在的封建專制政治、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主義政治進行分析來理解當代中國的各種意識形態及其紛爭。

  (三) 封建專制政治的性質

  晚年的毛澤東曾經針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過一首名為《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的詩:“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20] (P361) 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闡發了設置郡縣、廢除分封、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 崇尚秦始皇的法家。毛澤東的明確觀點是“孔學名高實秕糠”和“百代都行秦政法”, 如果說兩千多年是禮法并治的話, 實際上是法家高于儒家, 法重于禮,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儒表法里”, 法家第一、儒家第二。“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中國歷朝帝國都是通過暴力經過長期努力建立的, 是君主 (最強者) 的天下, 同時通過科舉考試吸收帝國中的讀書人 (是當時社會中的強者, 也可以叫知識精英或者知識貴族) 實現知識貴族輔助下的君主制。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生動表達了這一點。通過科舉考試的知識貴族與西方貴族不同, 是流動的, 而非世襲的, “朝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科舉考試制度產生了這種流動性, 通過科舉考試的人通常都是聰明人,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自西漢以后的中國封建專制政治比西方封建專制政治優越, 因為西方的貴族是世襲的, 不一定是真正的強者。孔孟之道倡導的實際上是一種聯合政治, 也就是將大一統的政權分一部分給知識貴族, 由皇帝家族和知識貴族共同治理國家, 畢竟中國太大, 皇帝一家是治理不過來的。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夠被定于一尊關鍵在于有利于君主制的長期性。“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離婁下》) 孟子并不期望貴族與君主平等, 而是僅僅要求對等, 也就是說, 君主需要尊重貴族。“禮賢下士”, 毫無疑問禮賢者地位更高。

  以秦朝為分界線, 商周是封建政治, 秦朝是專制政治, 自西漢至清朝則是封建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結合, 通常被稱為封建專制政治。商周與西漢至清朝都可以說是封建制, 君主與貴族之間的關系只有強弱之別和流動與否, 而無實質不同。商朝和周朝的貴族是世襲的, 君主相對弱一些, 與西方封建社會相近。西漢至清朝的貴族是流動的士人, 君主相對強一些。君主相對強一些的封建專制政治比君主相對弱一些的封建專制政治穩定一些, 但走向極端則物極必反, 正像秦帝國的結局一樣。以儒家道統約束的君主政治在君主與貴族之間維持一個動態的平衡。

  秦始皇稱帝十五年后秦帝國就滅亡的原因不在于秦帝國重用法家, 而在于秦始皇想一家壟斷政權, 沒有政治上的聯合。早期戰國七雄之中, 秦國最弱, 但秦依賴法家迅速壯大, 僅僅用了九年就滅六國統一了中國。秦始皇稱帝后反對儒家倡導的分封建國, 改為法家倡導的郡縣制的大一統帝國。法家的假設是人都是自私的, 所以不能信任任何人, 皇帝依賴法家實現了國家的強大, 也不信任法家人物。皇帝“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將幫其治理國家的法家精英都干掉了, 最終皇帝成了孤家寡人。秦帝國僅僅維持十五年就滅亡了, 關鍵在于秦始皇想一家統治龐大的秦帝國, 這是任何一個人和一個家族都不可能實現的。儒家代表的是貴族制的文化, 孔子的禮就是周公的禮, 禮是一套處理人際關系維護社會安定的等級規則。既然周禮那么好, 為什么周朝土崩瓦解了呢?周族本來只是一個小邦, 周武王號召封建貴族滅紂, 不到一個月時間紂就滅亡了, 不是因為周的強大而是因為紂的腐朽成就了周, 弱小的周之所以選擇分封建國實為不得已而為之。事實上, 所謂武王伐紂成功, 只是端掉了殷商的總指揮部, 并沒有徹底消滅殷商和使其他族群信服, 周選擇的國家治理方法——禮治和德治也是不得已情況下的明智之舉。[21] (P52) 秦滅六國是通過暴力取勝, 所以秦可以自如地選擇大一統也可以選擇封建制。漢朝初期, 劉邦的實力在周與秦之間, 最初的政治體制為部分郡縣制和部分分封制也就順理成章。漢朝一開始采取的是黃老學的無為之治, 讓經過幾十年戰亂的人民休養生息, 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后來發現分封制導致帝國面臨分裂的危機, 漢朝恢復了秦朝大一統的郡縣制。漢帝國的治理需要幫手, 于是儒家登上了歷史舞臺。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學正好滿足了漢帝國政治的需要。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首先創立了“天人合一”模式, 論證了君權天授的合法性, 皇帝作為天子是世俗世界最大的, 天子聽命于天, 同時也需要約束自己順應民意, 畢竟皇帝希望世世代代做皇帝, 而非一錘子買賣。董仲舒強調從“養士”開始, 切實培養一批有用人才, 選賢任能, 以各級官吏的模范行為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典范。這樣, 遍得天下之賢士, 則治世可期, 盛世可成。[22] (P78)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 儒家成為中華兩千多年的政治哲學。實際上, 自西漢至清朝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政治, 大一統的集權政治是主流, 儒家倡導的聯合政治是從屬于集權的, 是知識貴族輔助下的君主制, 儒家倡導的仁政只不過是在皇帝家利益優先前提條件下分一部分利益給知識貴族的一種相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儒家倡導的禮只是保證知識貴族輔助皇帝統治平民的規則。

  (四) 資本主義政治的性質

  當代世界, 資本主義占主流, 資本主義世界和中國自由主義者幻想中國也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政體是黨爭民主制, 也就是資本家 (強者) 與平民 (弱者) 聯合限制政治權力的政治。在歐洲反對王權和封建貴族的革命中,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形成了同盟軍, 革命的對象是國王和世襲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在革命成功以后產生了新貴族——資本貴族, 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家控制國家的政治。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三權分立式的憲政制度鞏固了資本主義政權, 從此持續的毫無爭議的最強者在資本主義國家退出了歷史舞臺。根據國家的大小和競爭程度的強弱, 資本主義國家屬于由從幾個、幾十個到幾百個、幾千個資本貴族或資本家控制的貴族政治或者寡頭政治。資本家怎么保證這種資本貴族政治的持續穩定呢?就是與平民聯合, 通過定期的競爭選舉來節制最強者, 實現“山中無老虎猴子做霸王”的政治。平民可以通過定期的投票將總統或首相選下去, 同時議會對行政形成有力的制約。代議制的議會實際上就是貴族或者寡頭俱樂部。對國家元首的定期選舉既能夠約束政治權力, 同時給予民眾“民主”的虛幻感。4

  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體制, 由于沒有政治權力的節制, 企業從自由競爭最終走向寡頭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 自由僅僅是資本強者的自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的認識是深刻的:“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范圍內, 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 自由買賣。”[23] (P43) 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馬克思在《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指出, “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 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 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無論一種商品交換另一種商品的條件如何有利, 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 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11] (P227)

  (五) 社會主義政治的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列寧式政黨, 列寧式政黨是以基層組織支部為細胞、通過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將多元開放環境中的每一個黨員組織成一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 具有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 從而成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和堅強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于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政治, 是中國共產黨與工農相結合的政治, 是最強者 (中國共產黨) 與弱者 (工農) 聯合的政體, 是黨導民主制。葛蘭西提出了現代君主理論。葛蘭西認為, 現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現實人物或具體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 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要素, 通過它, 那個得到承認并在行動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志開始凝聚成行。歷史發展已經提供出來的這個有機體, 就是政黨——它作為最初的細胞, 包含著追求普遍與總體的集體意志的胚芽”。[24] (P5) 滿足現代君主條件的不是競爭選票的資產階級政黨, 而是作為領導黨的列寧式共產黨。“黨肩負著塑造出有能力的領袖的任務;它們是群眾選拔、培養和繁育領袖的職能部門, 因為必須要有這些領袖, 一個特點的社會集團才能由烏合之眾連成一體, 成為一支有機的組織完備的政治隊伍。”[24] (P84) 按照葛蘭西的理論, 黨導民主制也可以稱為現代君主制或民主君主制。5

  中國社會主義政權建立伊始必然面臨資產階級和封建余孽的反撲。社會主義政治既要節制資本主義也要節制官僚主義。“反右”運動的目的是消滅資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是革除兩千多年所形成的儒家文化和官僚主義, 也就是消滅貴族政治。然而, “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走過了頭, 對“被革命對象”基本人權的侵犯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開放將強者的能量釋放了出來, 社會的發展必須依靠強者, 無論是物質上的強者還是智力上的強者。“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際上就是讓強者先富起來, 所以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是“中國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25] (P374) 鄧小平時代的危險在于, 如果讓資本過度張揚, 中國就有可能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 如果讓資本與官僚結合就會走上像蔣介石時期的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經過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試錯探索, 習近平時代明確了社會主義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中國自由主義者幻想著習近平走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邪路, 那樣只會斷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根基。當然中國也不會按照極“左”派所希望的那樣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那樣只會是共同貧窮。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顯然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 也不是讓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 因為那樣又會繼續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是讓所有階級得到解放, 即“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含義。所以社會主義本質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 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終極自由。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 三種政體中的兩者聯合節制第三者并非要消滅第三者, 而是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權利, 對強弱關系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變, 否則政治制度就不會持久, 最終會成為兩種主體的政治, 而非三種主體的政治。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者政治中, 統治者也不可能消滅被統治者, 否則就沒有統治的對象。三者之間的關系維持一種動態平衡, 平衡被打破將導致社會變革, 從一種政治轉變為另一種政治。在封建專制政治中, 皇帝 (最強者) 與知識貴族 (強者) 聯合統治平民時只是使得平民 (弱者) 比自然狀態下更弱, 但也需要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 而非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否則平民在無路可走時就會暴力革命。在資本主義政治中, 資本家 (強者) 和平民 (弱者) 聯合防止出現一個持續強大的政府權力。資本主義政治節制總統或首相時只是使得總統或首相 (最強者) 不能充分發揮政治權力和不能長期成為最強者, 但總統或首相仍然是該國最強者, 因為總統或首相是該國行政首腦, 否則政府就不能正常運轉。如果共產黨不能保證以人民為中心, 社會主義政治就有可能變為資本主義政治或者封建專制政治。社會主義政治對待強者的基本原則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共產黨 (最強者) 領導工農 (弱者) 徹底消滅資本 (強者) 的結果必然是共同貧窮。由于遺傳、教育和自然界與社會因素的作用, 自然競爭條件下, 每個領域都有強者和弱者。例如,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有的人賺錢多有的人賺錢少, 賺錢多的就是財富上的強者。社會主義政治不能也不應該完全消滅強者, 而應該是通過最強者來節制強者, 一方面使其沒有能力挑戰最強者, 另一方面保證強者和弱者的動態平衡, 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價值。雖然強者的所得或權利多于弱者, 但不能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政治節制強者的正當性在于公平正義, 因為自由競爭條件下強者獲得了其不應該得到的利益。以密集栽種的兩棵樹為例。一棵長得快的樹會吸收另一棵長得慢的樹的養分和遮擋陽光導致另一棵樹的成長低于正常的成長。自然競爭條件下必然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需要有政治力量來節制強者。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通過法治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這里的基本權利既包含消極自由權利也包括積極自由權利, 即共同自由: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不容許其他任何主體的侵犯, 同時每個人的基本自由能力應該得到共同體成員的保障, 共同自由是一種平等的自由。[26] (P題詞頁) 社會主義政治只能是鼓勵資本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 同時節制資本的肆意擴張。也就是說, 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價值就要對資本進行節制, 沒有政治權力節制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資本的擴張和兩極分化, 最終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政治之所以是社會主義政治, 既不可能是政治權力與資本聯合統治平民, 接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政治, 更不可能是資本與平民聯合節制政治權力, 演化為資本主義政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從工農階級的代表到最廣大人民的代表, 從而實現從“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到“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轉變, 正是社會主義政治走向成熟的表現。

  (六) 社會主義政治與封建專制政治的區別

  社會主義政治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封建專制政治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必然是代表大眾利益的馬克思主義, 而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意識形態是儒家道統, 即不動搖君主利益下尋求貴族利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有非常明確的宣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 現今社會的最下層, 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 就不能抬起頭來, 挺起胸來。”[23] (P38-39)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核心要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說, 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 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哲學社會科學。……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 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 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27]

  社會主義政治是不斷變革的, 而封建專制政治是保守的。儒家道統思維是保守的, 以過去的不變的道德標準來穩定社會的秩序。《論語·述而》中明確提出“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為漢朝制定了一套禮儀制度并且影響了整個封建王朝的漢家儒宗叔孫通就有“儒術不足以進取, 可以守成”的斷言。[28] (P182) 封建專制政治持續兩千多年只是不斷翻燒餅, 本質上沒有改變。社會主義的政治是不斷變革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是崇尚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的唯物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以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目標, 以“改變世界”為己任的求變哲學。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 求真務實”正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表達, 其中“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就是變革的思想, 通過“實事求是”和“求真務實”使得改變世界的努力能夠符合實際、產生實效。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 袁世凱稱帝的徹底失敗和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利益的政黨) 的失敗都證明中國不可能再接續最強者與強者聯合統治平民的政治, 根本原因在于現代社會隨著教育的普及、經濟條件的改善和公民意識的覺醒, 必然是民主政治, 而不可能是專制政治和少數人的統治, 無論是封建專制政治還是官僚資本主義或者權貴資本主義。

  五、為什么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告別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中國只能是民主政治, 但民主政治只有兩種, 一種是最強者與弱者聯合的社會主義民主, 另一種是強者與弱者聯合的資本主義民主。一個國家到底選擇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是由其歷史條件和國情決定的。中國歷史和國情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是最高層次的經濟, 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和軟弱的政治權力才能產生。布羅代爾明確指出,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壯大“需要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以及國家的中立、寬容或軟弱。即使在西方, 這種寬容也有程度的不同:由于種種有歷史根源的社會原因, 法國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始終不如英國那樣有利”。[29] (PXXXVi) 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專制政治要么是中央集權要么是戰爭狀態, 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從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30多年間一直處于戰爭狀態, 資本主義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就更不可能再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布羅代爾明確指出, 中國未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是政治權力太強, 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產生。中國古代社會縱向流動性比歐洲大, 科舉制度意味著人人都有當官和升官的門路, 實際上是社會機遇的再分配。雖然考試并非絕對公平, 但原則上對各社會階層全都開放。而且, 經過考試取得的官位不可繼承, 官吏在位期間所集聚的產業不足以構成歐洲那樣的大家族, 無法形成相對穩定的貴族。土地在法律上屬于國家所有, 唯有國家才能向農民收稅, 國家嚴密監視各項商業和工礦企業。“盡管商人和貪官在地方范圍內有所勾結, 中國國家卻不斷阻撓資本主義的繁榮, 每當資本主義利用機遇有所發展時, 總是要被極權主義國家拉回原地。”6我們可以將這里的“極權主義”理解為強大的政治權力, 因為中國自從秦朝以來一直追求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 即使這期間有過多次分裂。中央集權阻止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經過短暫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即使在該階段, 孫中山也提出了“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主張, 使得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和開花結果) , 中國就進入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繼而經過改造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些歷史階段, 資本主義一直受到強大的中央政治權力的抑制。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 很多人以為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法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將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混為一談。“今天, 無論在資本主義世界或在社會主義世界, 人們不愿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區分開來。在西方, 每當有人攻擊資本主義的罪惡時, 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便回答說, 這是自由興業和市場經濟的必然伴侶, 在相對意義上是最小的弊端。”[29] (P1V) 實際上, 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布羅代爾在三卷本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的邏輯。在資本主義國家, 經濟分為三個層次:與交換沒有任何關系的、自給自足的物質生產;以分工為基礎的公開和自由競爭的交易為特征的市場經濟;以壟斷或者寡頭壟斷為特征的秘密交易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層次。“資本主義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層的經濟活動或最高層上升的經濟活動的副產品。這種手段高強的資本主義凌駕在物質生活和市場經濟這兩大基層之上, 并體現著高利潤區域, 我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制高點。”大企業掌握一切, 千百萬小企業無足輕重。[29] (P1iV-1V) 我們可以重溫一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所說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盡管與布羅代爾的思路不同, 但異曲同工:“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 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 是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0] (P373) 市場經濟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政治權力 (公共權力) 可以實現“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選擇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共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 與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根本區別。

  六、偽憲法學派為何盛行

  中國主流憲法學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的偽學問, 從文化傳統上看是源于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從政治上看就是主流憲法學者不區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 將資本主義政治和資本主義憲政唯一正當化了。建立在社會主義政治之上的社會主義法治不同于建立于資本主義政治之上的資本主義法治, 然而主流憲法學者將資本主義憲政當道統, 用資本主義道統作為評判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的標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憲治和意識形態是當前全球的主流意識形態, 中國主流憲法學者將資本主義政治塑造成科學、客觀、中立和普世的政治, 于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沒有了合法性。中國主流憲法學者違背任何國家憲法都是賦予本國政權合法性的基本常識, 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憲法學者, 而是資本主義道統分子了。

  七、結語

  政治是社會關系的統領, 社會科學以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 必定涉及政治。法學, 尤其是憲法學更是與政治有著緊密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 社會主義政治是共產黨聯合最廣大人民節制資本和權貴的政治, 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探索后的歷史選擇, 并將一直持續下去, 直至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中國社會科學學者本來應該立足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以社會主義政治的正當性為基礎來構建社會主義理論。以憲法學為例, 中國憲法學者的使命應該是以中國憲法為依據, 站在法教義學的立場, 說明中國政治和憲法的合理性, 構建社會主義憲治理論。然而, 有些中國學者從自身利益出發, 以封建專制政治道統和資本主義政治道統來評判社會主義政治, 卻堂而皇之以“社會良心”自居, 迷惑老百姓。資本主義政治是當代世界的主流, 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高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 以資本主義政治做道統的迷惑性更大, 極有可能會成為變亂中國政治社會的根源。所有贊同社會主義的正直學者一方面要揭示資本主義理論和制度的學理與揭露偽善學者的面目, 更重要的應該是以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為參照, 接著馬克思建構學理深厚的社會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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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關于科學和技術的普遍性和制度的特殊性的討論見柯華慶:《中國學者:從經學到科學》, 載于《學術界》2014年第6期。
  2 制度方法是實效主義方法, 參見柯華慶:《實效主義》, 上海三聯書店, 2013年。
  3 柯華慶, 劉榮:《論共同自由》, 上海三聯書店, 2014年。該書首次提出用三主體模型分析社會問題, 同時論證社會主義價值是共同自由。
  4 柯華慶:《黨導民主制:正當性與價值》, 載于《學術界》2017年第5期。該文系統分析了黨爭民主制的歷史、邏輯和所要實現的價值。
  5 柏拉圖斷言現實中的最好政體是法治的君主制。我認為, 在現代民主社會, 現實中最好的政體是立憲的法治的黨導民主制, 即立憲黨導民主制, 簡稱黨導立憲制。參見柯華慶:《黨導立憲制及其合理性》, 載于《治理研究》, 2018年第3期。
  6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3卷全) , 商務印書館, 2017年, 第XXXV頁。布羅代爾特別說明這里的極權主義沒有貶義。

    柯華慶.為什么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基于三種政治類型的分析[J].治理現代化研究,2019(04):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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