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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軍起義斗爭的歷史教訓

時間:2019-08-02 來源:知行銅仁 作者:趙文長 本文字數:4071字

  “號軍”創建根據地的嘗試及其歷史教訓

  摘要:從1855年開始, 在長達十余年的抗爭中, 黔東先后爆發了銅仁“紅號”、思南“白號”、德江“黃號”起義, 號軍根據具體條件, 進行了創建根據地的艱苦嘗試, 創造了經驗, 但也有深刻的歷史教訓。

  關鍵詞:號軍; 根據地; 歷史教訓;

  作者簡介: 趙文長, 男, 侗族, 貴州玉屏人, 中共銅仁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長。;

  收稿日期:2017-04-15

  Received: 2017-04-15

  清咸豐同治年間, 貴州各族人民反抗滿清王朝反動統治的斗爭此起彼伏,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號軍起義。號軍聚集兵馬數十萬, 控制了貴州大部分的地區, 堅持斗爭十四年, 沉重打擊了貴州的封建統治。因為諸多因素的制約, 號軍起義最終歸于失敗, 但其創建根據地的有益嘗試, 為后來在黔東地區開展的革命斗爭提供了經驗借鑒。

  1 號軍創建根據地嘗試

  1.1 立寨建壘, 進行武裝割據

  1855年十月初二日, 銅仁舉人徐廷杰、梅濟鼎, 燈花教首毛正年以反苛捐、折征為由聚眾萬余起義, 因起義軍頭包紅巾, 故稱之為“紅號”。紅號軍占領銅仁府州城后, 經徐廷杰等人部署, 兵分多路向四周出擊, 一路勢如破竹。各路號軍先后攻下了松桃廳城, 正大營及思南、石阡、思州府城, 隨著又攻下了清溪、玉屏兩個縣城, 并向四川的秀山, 湖南的鳳凰進軍。紅號發展迅猛, 占領區域不斷擴大, 但也造成戰線過長, 兵力分散, 當清軍前來攻打時互不能援, 紅號軍很快被各個擊破。

  1857年臘月初三日, 白號軍 (頭包白巾, 故稱“白號”) 起義于思南鸚鵡溪。起義成功后, 白號吸取紅號失敗教訓, 在攻下思南向周邊府縣挺進過程中, 除沿途收編團練、吸收教徒、擴大隊伍, 還實施“步步為營”戰略, 先后在思南境內建立城頭蓋、荊竹園、秦家寨、汪家寨、中城、崗家寨大小屯為主的數百大小營寨。這些營寨互為犄角, 相互拱衛, 一方受敵, 四方支援, 既是號軍進行武裝割據的戰略支點, 也是號軍前進的后方基地, 至此號軍勢力不斷壯大, 至咸豐八年初, 白號軍發展到10余萬人, 根據地也逐漸擴大至印江、石阡、龍泉 (今鳳崗) 、湄潭、遵義、仁懷、綏陽、正安、桐梓廣大地域。稍晚起義的黃號軍, 先后以玉華山、尚大坪為根據地開展活動, 后與白號軍相互配合, 擴大至大方、黔西、畢節等地。

  1.2 建立政權, 提出斗爭目標

  隨著軍事的不斷發展, 號軍斗爭從當初的反折征、反捐輸、反橫征暴斂的純經濟斗爭, 逐漸轉向了政治斗爭, 提出了要建立一個“民康物富, 公平正直, 普樂咸熙”的太平世界的奮斗目標。并于城頭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農民政權, 立朱明月為秦王, 劉儀順為左丞相, 統領軍政大權, 秦魁榜為右丞相, 主管軍事, 何冠益為大老板, 統管軍內外教務, 起義領導集團開始形成, 實現了政令教令統一, 為號軍今后的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1861年, 號軍在城頭蓋發布《謄黃》。《謄黃》首先無情地鞭撻了清廷的腐敗無能, 明言:“當此胡虜無道, 敗壞綱常, 忝滅倫紀, 弒兄弒叔, 天理何存;納姊納姑, 良心安在;用夷變夏, 衣冠類禽獸之形;隱姓稱名, 骨肉等腥膻之習, 又以重旗不重漢, 滿相專權;顧利不顧名, 詮衡暴虐。用是暴斂橫征, 庶民之脂膏已竭;賣官鬻爵, 士子之誦讀何庸, 貪官污吏滿塵寰, 群懼豺狼當道;碩士良民遭荼毒, 實畏鷹鸛逞殘……”, 在號軍領導層心目中, 腐敗清王朝已完全失去其政治與道德的合法性,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滅此胡黨, 宏我漢京”, 明確提出了“反清復明”的政治綱領, 并號召清軍官兵和地方紳士投向號軍等等, 落款為“大明江漢八年月日謄黃”, 這是號軍反抗清朝腐敗統治的一篇戰斗檄文, 標志著江漢政權作為要與清廷爭天下的一股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并不斷將這次起義斗爭向前推進。

  1.3 發展經濟, 鞏固占領地域

  1.3.1 重新土地分配, 滿足群眾土地訴求

  號軍的主要成分是受苦受難的農民, 他們在起義前飽受橫征暴斂, 受夠了地方官紳的盤剝之苦。他們成為燈花教教徒, 進而參加起義軍, 無非就是希望借此改變自己的經濟處境, 獲得夢寐以求的土地。江漢政權建立后, 沒收了清軍的屯田和廟產公地, 并把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耕種, 采取且耕且戰的方法 (即平時種地練兵, 戰時打擊敵人) , 解決根據地農民的土地問題。這項政策的實施客觀上造成了三個結果, 一是兌現了對農民的經濟承諾, 使得新政權獲得農民更大的支持;二是使號軍占領區很快在糧食上實現自給自足, 為與清軍長期斗爭作了物資上的準備;三是更加有利于與清廷爭取群眾, 當時與號軍對壘的清軍, 糧餉全靠川湘鄰省供給, 加之在途中多被號軍截獲, 清軍為了保障糧餉供應, 只得向農民強奪糧食, 更激起了農民對清軍的憤恨, 使清軍難于立足。

  1.3.2 制定經濟政策, 開展商貿活動

  號軍還制定了符合實際的經濟政策, 以擴大號軍的政治、軍事影響。號軍自秦家寨建立嗣統政權之后, 即鑄造了“嗣統通寶”銅幣, 加之實行減租減息措施, 號軍轄區內呈現初繁榮昌盛、生機盎然的景象。另一面, 號軍大力發展商業貿易, 在邊區開設藍白場 (因白號軍頭包白巾, 其所轄市場為白市;清軍頭戴藍帽, 故所控制的市場為藍市) , 每逢場期, 棉花、布匹、糧食、豬牛羊等滿市, 交易十分活躍。“邊區藍白場, 如楊思壩、高家田等處, 以糧為主的各類貨物上市亦很豐富, 趕場人用‘嗣統通寶’。不然就是以物易物, 其他錢幣一律不用。在趕場人中, 就是清兵只要不帶兵器, 遵守場規, 也可以來趕”。通過藍白場, 號軍軍民所需的糧食、布匹、土特產等都從藍白場上得以解決, 號軍還組織戲班子到場上搭臺唱戲, 既增加了場上的熱鬧氣氛, 又對清軍及其統治區的百姓進行了宣傳。

  1.4 配合友軍, 共同對抗清廷

  號軍起義時候, 正是太平天國走向全盛之時, 不管是其軍事力量的強弱、還是統治地域的大小, 都與清廷并駕齊驅, 足以威脅到清朝廷的存亡, 故清廷只能集中人力物力去對付太平軍, 對號軍的鎮壓, 只能靠貴州本省兩萬多人兵力和一些地方團練, 這就給號軍的發展裝提供了較為寬松的政治軍事環境。而在本省, 號軍則與黔西北苗族英雄陶新春領導苗族起義軍、住畢節豬拱菁和黔南潘名杰領導的起義軍并肩作戰, 相互配合, 先后攻下畢節、大方、黔西、長寨、廣順、定番等府州縣廳城, 這沉重打擊了清王朝在貴州的反動統治, 在軍事上進一步鞏固了占領區。利用有利的外部環境, 找尋政治軍事同盟, 是號軍能快速聚兵數十萬, 縱橫馳騁千余里, 占領大半個貴州的重要因素。

  2 號軍起義斗爭的歷史教訓

  從1858年到1867年, 整整十年, 是號軍的興盛時期, 其人數達到數十萬, 然而在太平天國失敗后, 當清廷騰出手來全力鎮壓時, 卻在短短幾個月內損失殆盡, 這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 本文僅從根據地建設的角度進行分析。

  2.1 缺少根據地發展的整體戰略

  號軍興起之初, 聲勢浩大, 而駐守貴州的清軍只有區區兩萬余, 一遇號軍來攻, 清軍便聞風而逃。當時在號軍占領區流出著:“打思南, 如破泡米花;打石阡, 如走婆家 (外婆) ;打印江, 如拿豆腐渣;打湄潭, 猶如水推沙”的民謠。這一方面說明號軍軍威之盛, 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駐黔清軍戰斗力很弱, 簡直不堪一擊。號軍不僅占領了貴州大部分農村, 而且攻下了數十個府州縣廳城, 還聯合苗胞和友軍圍攻了省城貴陽。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占領城市并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 不僅可以把占領的農村地區連成一片, 而且可以有更多的資源用于根據地的鞏固。但號軍攻下城市后, 沒有在城市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 而是住上一兩天有主動撤回原地, 一旦號軍撤走, 清軍又回到城中。清軍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并以城市為據點繼續與號軍對峙。這些城市就像釘子一樣, 把號軍分割在互不相連的農村地區。以當時雙方的實力對比, 號軍完全有能力徹底消滅貴州境內的清軍勢力, 在貴州境內建立起完全的統治, 并東出兩湖與太平軍配合, 開創有利于己方的斗爭形勢。然而, 號軍還是將城市拱手讓給了清軍, 自我限制, 退回了農村, 這是號軍無法沖出貴州的一個重要原因。

  2.2 政教合一的農民政權存在先天缺陷

  號軍起義的性質是一場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戰爭。在封建社會中, 農民階級受著嚴重的剝削, 要求解放, 而且敢于用武裝斗爭來爭取解放。但是農民畢竟是分散的小生產者, 他們不可能制定明確的革命綱領并用這個綱領來團結所有的革命群眾。廣大將士參加革命的目的性大多是迫于貧困, 希望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而領導層則受傳統改朝換代思想的影響, 以“爭江山以定國, 奪社稷以安邦”為目標。為能集中力量戰勝強大的敵人, 號軍采用政教合一的形式, 先后建立起江漢、嗣統這樣的總政權, 在政權機構內, 既有丞相, 王、侯、元帥、將軍、軍師等封號, 又有大老板、二老板、大師傅、二師傅的教內稱謂, 各盡職責管理號軍的軍政教務。但各山寨營壘多是固守自保, 沒有形成一支組織嚴密、統一指揮的整體。朱明月、劉儀順等雖然是號軍共同的首領, 卻沒有完全的指揮權。“劉儀順仍然是一個空頭教主, 朱王只是一塊空招牌, 各自為政的局面依然固我”, 以致中央政權的號令無法貫徹到各山寨營壘, 各部號軍力量也無法進行有效整合, 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行動, 以致號軍得不到更大的發展。

  2.3 沒有一支忠于革命目標的武裝力量

  根據地是作為武裝斗爭的一種方式存在的。要進行武裝斗爭, 首先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 有了日益強大的武裝力量才能保衛根據地, 打擊敵人, 才能在鞏固中發展根據地。號軍起義后, 實施“且耕且戰、兵農相兼”政策, 這雖然有利于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 但也造成號軍士兵因缺少訓練而導致軍事素質普遍不高, 難以承擔起打擊清軍、保衛根據地的重任。在起義初期, 號軍雖然攻破數十座城市, 但主要靠的是人多勢眾, 因為清軍畏戰先逃, 號軍并沒有給駐黔清軍造成致命的打擊。在號軍發展順利時, 不少投機分子趁機混入, 他們原先不是清軍、就是官辦團練, 具有較強的戰斗力, 加入號軍之初確實也立下戰功。但太平軍失敗, 五省清軍入黔后, 他們又覺得號軍沒有希望, 加上清軍招撫, 導致出現了眾多的叛徒, 眾多號軍被出賣被害。其中“尚大平號軍大營何黎氏、譚光前、劉俊民、王虎臣、王順成叛變, 導致燈花教教主劉儀順, 白號軍總首領覃魁榜被俘遇害”, 至此號軍斗爭進入尾聲。

  參考文獻

  [1] [2][3]貴陽市政協文史委等編.咸同號軍起義[M].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5.
  [4]曾召南.劉儀順的燈花教與貴州號軍起義[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 1985 (2) .
  [5]曾令華.八大軍事叛變是號軍的致命傷[J].銅仁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6 (1) .

    趙文長.“號軍”創建根據地的嘗試及其歷史教訓[J].知行銅仁,2017(02):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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