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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棠對近代法租界建設的貢獻探析

時間:2019-08-02 來源:史林 作者:牟振宇 陸源峰 宋海燕 本文字數:20605字

  近代上海法租界的奠基人愛棠研究

  摘要:愛棠在上海任職14年, 全心全意致力于法租界的事業, 他創建了公董局, 組織了法國義勇隊和法租界巡捕房, 并草創了各項市政制度, 成為法租界真正的奠基人。然而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 卻長期被學界所忽視, 并被錯誤地認為他只是一個來自洋行的職員。本文根據法國外交部檔案館關于愛棠的法文檔案, 較為完整地復原了愛棠的曲折人生經歷, 并對其歷史地位與社會貢獻進行客觀評價。

  關鍵詞:法國駐滬領事; 上海法租界; 愛棠; 敏體尼;

  作者簡介: 牟振宇,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200235;; 陸源峰, 復旦大學法語系碩士研究生200433;; 宋海燕, 山東省濰坊中學教師261041;

  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地籍和道契的上海‘地塊’空間形態演進及其影響因子 (1843—1943) ” (項目號:41301184); 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外國所繪近代中國城市地圖集成與研究” (項目號:15ZDB039) 階段性成果;

  Benot Edan, One of Founders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MOU Zhen-yu LU Yuan-feng SONG Hai-yan

  Abstract:Benot Edan worked for the French Consulate in Shanghai for fourteen years and played quit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The contributions he made included the creation of Conseil d' 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 à Shanghai, the organization of Corps de Volontaires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as wellthe establishment of Garde Municipale.Digging into concerned archives in the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la Courneuve,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more completely and objectively reconstruct the whole life of Beno? t Edanand in particular his life in Shanghai.

  愛棠 (Beno5t Edan) 是近代上海法租界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上海任職的十四年中, 全心全意致力于法租界的事業, 在最嚴重, 最困難的情況下, 他始終表現出對局面能應付自如”。 (1) 他受到法國首任駐滬領事敏體尼、法國駐華特權公使布爾布隆 (A.Bourboulon) 和法國駐華公使顧隨 (Comte de Courcy) 等多位重要人物的尊重和舉薦。布爾布隆在給外交部的信函中指出:“在18個月里, 正值戰亂, 但仍然用自己的新頭銜捍衛著法國的權力和利益, 盡管外強林立, 他仍然表現出眾, 如果我對他的求職申請沒有太多貢獻, 那么請閣下您這次務必不要讓他的功績埋沒。” (2) 法國駐華公使顧隨評論他:“他來到上海臨時接手事務之時, 上海當時的環境極其糟糕, 但他卻表現出了極其強烈的熱情, 以及他性格中堅定的信念和忘我的精神, 我想您一定該知道這位先生做出的優秀工作。” (3)

  愛棠在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戰亂時期, 保護法國僑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在面臨英美列強強硬的租界合并要求時, 沉著應對, 確保了法租界的獨立。愛棠是法租界各項制度的創建人和奠基者, 包括法租界的義勇隊、巡捕房和市政機構公董局, 并建立了包括稅收在內的各項市政制度。他為法國效力20年10個月, 收入每年不超過4 000法郎, (4) 在任期間還多次用自己的收入墊付法租界迫在眉睫的市政開支。

  對于這樣一個歷史人物, 學界卻知之甚少。“他擔任領事館主事和領事館主持人為國效勞十二年, 竟然如此之不被人看重, 實在是太不值得了”。 (5) 最常見的愛棠傳記載于《上海租界志》人物篇:

  法國人。原為法商利名鐘表行職員。1853年6月署理法國駐上海領事。同年9月小刀會起義, 與代理上海道臺藍蔚雯、上海道臺楊能格商辦協防問題。次年7月6日, 又借口清政府海關無人掌管, 與英國領事阿禮國、美國領事馬輝發表聯合通告, 宣布改組海關, “代”清政府征收關稅。1855年小刀會起義失敗后, 又與清政府地方官商議善后事宜。同年被法國方面派為上海海關稅務司。1859年6月繼敏體尼任駐上海領事。1860年與上海道臺吳煦議定推廣法租界, 使法租界擴展至小東門外的江濱。時值太平軍進攻上海, 與英、美領事及清政府商議協防上海, 法軍駐防小南門、大東門、小東門。1863年卸任。 (1)

  《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關于愛棠的傳記與《上海租界志》有異曲同工之處:

  法國領事官, 1853年6月署上海領事。同年9月上海小刀會起義, 上海道吳健彰逃跑, 海關被搗毀。伊擔 (即愛棠———筆者注) 與英國領事阿禮國、美國領事馬輝于次年7月6日發表聯合通告, 宣布改組上海海關, “代”中國政府征收關稅。1855年6月被派為上海海關的法國成員 (英國成員為李泰國, 美國成員為飛余) 。1859年升正領事。在任內, 他處心積慮地擴充上海法租界, 終于得以擴展至小東門外的江浜, 1863年卸任。 (2)

  這兩則記錄過于簡略, 疏漏頗多, 比如愛棠升任正領事的時間并不準確。此外, 這兩則記錄還給人一種誤解:愛棠是從一個普通的洋行職員轉變為領事的。在開埠初期, 洋商或洋行職員擔任領事不乏其人, 如美國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 (Edward Cunningham) 擔任美國領事;“英國商界大王”之一, 顛地洋行大班比爾 (T.C.Beale) , 1853年擔任葡萄牙和荷蘭的領事等。愛棠與金能亨、比爾是同一類人?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巨擘梅朋承認, 受材料所限, 對愛棠的了解十分不完整:“但是當讀者知道外交年鑒只有兩次提到愛棠的名字, 一次是在1852年, 駐上海領事館主事, 還有一次是1863年, 駐天津領事, 讀者一定會原諒這些資料的貧乏。” (3) 法僑研究專家布羅索萊 (Guy Brossollet) 關于愛棠的個人簡介相對準確, 但十分簡短, 內容缺漏頗多。 (4)

  筆者在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發現了關于愛棠的人事檔案, 共82頁, 大部分是信函, 有愛棠呈外交部的職位申請函、述職函、請假函等, 上海領事敏體尼、駐華公使布爾布隆等人給外交部關于愛棠的舉薦信, 以及外交部給愛棠的任命函等和個人履歷表等。這些材料有不少是梅朋所未見到的, 對于還原一個鮮活而完整的愛棠, 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法國歷史學家尼古拉·本薩克—蒂克西爾 (Nicole Bensacq-Tixier) 最早對這部分檔案做過簡單的梳理, 并在其兩部重要著作《法國在華領事與外交家人物詞典》和《法國在華的領事與外交家的歷史》中, (5) 對愛棠的履歷以及愛棠在小刀會起義期間的表現做過簡單的評述, 但并未深入展開。鑒于此, 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對這批檔案做進一步的深入挖掘和分析。愛棠個案的研究, 對了解近代上海開埠早期的中法關系以及上海法租界創建的歷史, 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個人履歷與家庭狀況

  愛棠1850年來滬之前的材料頗少, 僅能從愛棠人事卷宗中一些信函的記載中拼湊出部分歷史碎片。愛棠1803年6月1日出生于法國瓦茲省森里斯區一個風景秀美的小村莊La-Chapelle-en-Serval。愛棠的父母在其個人卷宗中無任何史料, 梅朋從愛棠第二次結婚的啟事中發掘出愛棠的父親是房地產主讓-皮埃爾·愛棠 (Jean-Pierre Edan) , 死于塞納河畔布洛涅;他的母親叫佛朗索瓦茲-西蒙娜·迪維維埃 (Fran9oise-Simone Duvivier) , 死于里克布爾 (瓦茲省) 。 (1) 愛棠至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他的哥哥是阿爾卑斯中學 (Collège des Alpes) 的校長, 與政府要員多有交往, 這些關系對愛棠的仕途發展起過重要作用。他的弟弟叫維克多·愛棠 (V.Edan) , 在愛棠不在上海期間時曾多次臨時代管上海領館事務, 且未出現任何差錯, 得到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的信任和器重。當愛棠離開上海赴天津任新職時, 布爾布隆認為外交部任命的繼任者慕布孫“過于年輕, 無法掌控領事、翻譯和領事主事三重職責”, (2) 于是向外交部舉薦維多克繼任上海的職務。

  愛棠有過兩任妻子。第一任在他出國不久在新加坡工作時去世。關于她的資料頗少, 僅知其名為阿代爾-菲利皮內·拉古特 (Adèle-Philippine Lagoutte) 。1861年, 愛棠58歲時又娶了住在塞納河畔納依的梅朗-阿爾芒迪內·維埃爾小姐 (Mérance-Armandine Vielle) 。梅朋說她是個有年薪收入的人, 父親是織布工維埃爾·阿爾芒 (Vielle Armand) , 住在埃納省的魯皮, 母親是阿代拉伊德·貝亞爾 (Adéla6de Bayard) 。在愛棠結婚時都已過世。 (3) 愛棠的個人卷宗里還有三封信函, 提供了更多的細節, 其中一封來自愛棠的弟媳:

  我證明, 在我的丈夫在上海與他的哥哥博努瓦·愛棠先生執行公事之時, 阿爾芒迪內·維埃爾 (Amérance, Armandine, AglacéVielle) 小姐 (出生于1824年10月13日的魯比2區) 一直在我身邊作伴, 我們居住在奧爾蘭大街2號的居所;這項姻緣是由我的公公牽線的。20年來我對維埃爾小姐的人品十分贊賞, 我將陪伴她一同去見我的丈夫。

  1861年6月15日

  奧爾蘭大街

  A.愛棠 (4)

  這條珍貴的史料讓我們了解到, 愛棠的第二任妻子比愛棠小21歲, 品行端正, 與其弟媳生活在一起, 是通過愛棠的父親促成婚姻的。從1861年9月2日愛棠呈法國外交部的結婚請假函看, 維埃爾小姐乘坐歐洲郵輪前來香港, 與他在香港舉辦了婚禮。一生獻身于事業的愛棠, 在年近花甲之時, 似乎也感覺到家庭的重要性, 在他呈給外交部的信函中, 表現出對家庭和事業選擇的無奈之情:“我想繼續留在中國的強烈愿望, 我想建立自己的家庭并照顧家庭利益的需要, 是我想要找到人生另一半的重要動機。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請相信我, 部長先生, 我并沒有因為我的個人方便而犧牲了國家的利益。” (5)

  愛棠1846年7月29日呈給外交部的一封信表明他并非一個普通的洋行職員:“博努瓦·愛棠先生, 文學學士, 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大學 (Ecole Normale de Paris) , 一年來離開法國于新加坡就職。此項行程的目的對于博努瓦·愛棠先生來說既是學術的, 又是商業的, 他致力于學習東方的語言和商業。”創辦于1795年的巴黎高等師范大學, 是一所歷史悠久、名人輩出的知名學府, 可見, 愛棠聰明過人, 特別是其具有超群的語言天賦, 從其信函里得知, 他“不但知道當地語言, 還通曉當地諸如馬來語、印度語的方言, 并且也會說英文”, 他還精通西班牙語, 至少懂四種外語也是他被領事館看重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 巴黎高師為愛棠提供了系統的高等教育。

  愛棠畢業之后的去向史料無考, 但愛棠檔案中一封信函的簽名檔顯示, 他是寄宿學校的老師 (Ma5tre de Pension) 、初等教育高級委員會成員 (Membre du ComitéSupérieur d’Instruction primaire) 、阿布維爾皇家競賽協會成員 (SociétéRoyale d’Emulation d’Abbeville) , 考慮到他就讀的巴黎高師以培養從事大學或中學教育的老師為主要目標, 愛棠畢業后曾從事教育事業的可能性頗大。

  二初出茅廬, 懷才不遇

  19世紀是帝國主義向外殖民擴張的世紀, 英法美等西方列強, 爭先恐后在世界各落后地區占領據點, 榨取原料, 開拓市場, 甚至劃分勢力范圍, 殖民成為這個時期歐洲政治的主題。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結束后, 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南京和上海五個通商口岸。法國也不甘示后, 以商會為首掀起強有力的輿論活動, 明確表示贊成和中國建立通商關系。法國政府派遣了以剌萼尼為首的使團, 于1844年與清政府簽訂了《黃埔條約》, 通過最惠國待遇, 不費一槍一彈, 享有英國在華的一切特權。此外, 法國還將越南、暹羅等印度支那地區作為其殖民擴張的范圍。愛棠42歲攜妻奔赴路途遙遠、環境兇險的遠東地區, 顯然受到了當時殖民擴張國際大環境的影響。

  愛棠在新加坡工作兩年, 他受雇于西班牙領事館, 當時的西班牙領館也代理法國和比利時的領事業務, 故愛棠同時與法國領館有聯系, 負責法國領館所有長官的報告。這些工作讓他熟悉了領事館工作的流程和細節。1846年7月29日, 愛棠用第三人稱寫了一封自薦信, 向外交部申請到中國或亞洲工作的正式職位。這封信內容摘錄如下:

  外交部長親啟

  有關目前就職于新加坡領館的博努瓦·愛棠的信件

  ……目前的情形使得他很方便為法國領事館服務:他熟悉各項細節, 并且負責與法國本土的各項聯系工作, 他也負責西班牙和比利時領事的一些工作, 因為他就是為西班牙領事工作的。

  他很遺憾沒有在新加坡見到將要回到中國的萊熱內先生:能夠在中國, 在亞洲工作的法國人中見到這樣一位先生一定能使他感到榮幸, 并能獲得他的舉薦。

  當然, 法國政府一定不會嫌棄他這么一位勤勞的工作者, 這位工作者不但知道當地語言, 還通曉當地諸如馬來語、印度語的方言, 并且也會說英文。他身體強健, 并且非常適應當地惡劣的氣候環境。

  因此他想請求獲得一個官方的頭銜, 以便使他在亞洲學到的知識發揮光彩。

  他斗膽請求您回想一下法國在加爾各答的領事設立經過, 這項任命過程完全沒有經過嚴格的等級規制:他從中得知, 國王想要找的是一些具有特殊學識的人才, 由于這些任職地點過于遙遠, 因此并沒有很多競爭者 (夏各先生和他的繼任者日瓦萊紛紛被強行調派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 他斗膽請求部長對他的申請多加考慮。

  他今年已經42歲, 為人謙遜謹慎, 能夠不負政府的期望。旅行不會讓他感到厭煩, 他非常樂意前往中國, 為國效力。

  他請求外交部長的恩賜, 能夠給予他官方的任命, 讓他如愿以償接手這份他勝任, 并且熱愛的工作。

  博努瓦·愛棠

  初級教育高等委員成員, 皇家競賽協會成員

  1846年7月29日 (1)

  這封信表達了愛棠到中國工作的渴望, 他希望得到外交部正式任命的一個官職。愛棠通過他哥哥將他的請求轉達給了薩姆省議員卡多·達喜 (Cadeau d’Acy) , 后者又轉交給外交部。但外交部的回復令愛棠失望:

  維來議事會成員

  1846年7月30日

  敬愛的同事, 我很榮幸地收到了您于該月13日給我寄來的信, 在信中向我舉薦了博努瓦·愛棠先生, 您告訴我他想在我的部門謀求一份在中國的職位。我想告訴您, 只有在兩位赴新加坡的職員上任以后, 我才能評估博努瓦·愛棠先生能夠為這份職位帶來什么額外的利益。感謝您的推薦。 (1)

  1846年9月1日, 西班牙駐新加坡領事館的法國代理職位由于日瓦萊的退休而空缺, 愛棠立即通過電報向外交部長申請這一職位。但仍未成功。在1847年愛棠聽聞廣州領事職位有缺, 再次提交了申請, 也是經過同一人遞交給外交部的。4月4日, 外交部幾乎給予了同樣的回復:

  親愛的同事,

  我很榮幸地收到了您寫給我的關于舉薦博努瓦·愛棠先生的信, 告訴我他在日瓦萊先生非任職期間暫代他廣東理事一職。

  廣東領事的職位由于各項外交原因而被替換了, 在我收到您的舉薦信的時候, 我早已做出了替換的人選。非常遺憾我無法實現您關于博努瓦·愛棠先生的舉薦。 (2)

  1847年8月, 新加坡的法國領事豐大業 (Fontanier) 公布了讓塞格瓦 (Segovia) 做他的助手。這個職位本來是愛棠希望得到的。由于沒有任何職位, 愛棠只能隨駐中國的西班牙特使來到馬尼拉。時任馬尼拉的法國領事馬斯 (Mas) 希望愛棠做他的特別秘書, 但當愛棠獲悉法布爾 (Amédée Fabre) 向法國政府舉薦他做領事主事時, 便與馬斯分道揚鑣了。可惜正如愛棠所言, “我只是白日做夢”。 (3) 此外, 馬斯的繼任者列斐伏爾·貝科爾 (Lefebvre de Bécourt) 對愛棠印象頗佳, 1848年3月18日, 聽聞三寶顏可能會設立一個法國職位, 他向外交部特別推薦愛棠, 稱他是“一個極有文化、教養, 做事認真, 并且精通西班牙語的職員”, 并保證“他將在遙遠的國度大放光彩”, (4) 但同樣徒勞。1849年3月16日, 愛棠又向外交部提交了申請, “因此我請求您仔細考慮我向您列出的這些外交官的舉薦, 請求您給予我在馬尼拉的領事主事的職務, 或者在新加坡也可以, 無論哪里都行, 因為我對英文和西班牙語的掌握足以能夠讓我以官方的身份為我國效力”。 (5) 列斐伏爾·貝科爾在1849年再次呈外交部函, 對愛棠在新加坡和馬尼拉的工作做了肯定的評價, 該函內容如下:

  馬尼拉, 1849年6月19日

  部長先生,

  我再次斗膽請求您對一個杰出的, 值得稱道的法國人施與恩澤, 博努瓦·愛棠先生受過優良的教育, 博古通今, 由于機緣巧合已經在新加坡工作了幾年, 之后又去了馬尼拉, 他的卓越表現受到了我的前任和我的高度贊揚, 法布爾先生和我勢必會擁有這樣一位杰出的朋友, 并且想借此機會推薦給部長您, 我們都確信他可以為法國提供優質的服務, 在新加坡他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但卻沒有受到公正的補償,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給與這個職員足夠的重視。很不幸, 我們的舉薦看來是不足以或不夠有效地做到這一點, 他們在這腐爛的漩渦中消失了。請允許我現在再次向您推薦博努瓦·愛棠先生, 希望他能夠得到您的照顧, 共同為我們的祖國做出貢獻, 也希望您能夠給他一個合理的頭銜, 這將是他所有朋友想要看到的。

  此致

  您謙卑而順從的仆人

  貝科爾先生 (1)

  外交部并未因為貝科爾熱情洋溢的推薦信而對愛棠加以重用。當時愛棠的處境十分艱難, 心情頗為糟糕, 此時的他已不再寄希望于漫長而徒勞的等待, 而是選擇了離開, 去中國或其他地方, 比如太平洋西岸的加利福尼亞去碰碰運氣。在1849年6月15日, 愛棠在馬尼拉給外交部寫信, 摘錄如下:

  寄給外交部長, 巴黎

  部長先生,

  在經過四年的印度半島停留之后, 我決定離開曾經停留過的新加坡和馬尼拉, 通過中國前往加利福尼亞。

  在我離開的前一天, 我還斗膽請求部長能夠翻閱您檔案室中為我舉薦的人的信函, 見證我想為國效力的一片熱情。

  在法—比—西三國領事的新加坡臨時理事處, 我首先為法國和比利時工作, 之后在法國領事到來之后為西班牙工作。雖然這兩項職務并不是官方的, 但是為我帶來了法國和其他國家外交人物的友誼, 并且也得到了法國政府的青眼。

  當我來到馬尼拉時, 我曾幻想這些為我舉薦的人們會得到他們的回報:因為為法國謀利益已經成為了我為法國服務的自然出發點。但這個幻想最終還是落空了。但我并沒有因此而自暴自棄, 我仍然在馬尼拉繼續為法國效力, 我在馬尼拉被傳統教化深深禍害的地區宣揚著法國文明自主的信條。這項任務由于阿麥戴和巴洛先生的前驅工作而進展異常順利, 并且也歸功于貝科爾先生對我工作的熱情和尊重。

  請允許我向您說明這些先生對我的照顧, 友誼是我們之間最緊密的聯系, 這也是我請求您恩澤時最值得驕傲的一點。

  在菲律賓首都繼續停留下去對我來說并沒有太大意義, 這個國家為我帶來了豐碩但轉瞬即逝的學習機會, 我在馬尼拉感受到了向太平洋開展的未知探索, 加利福尼亞似乎正是這種活動的始發點。我看到了這股涌動的發展和進步。我向您保證, 部長先生, 這種涌動并不僅僅是對于財富的探索。我將以最受人尊敬、勇氣十足的姿態前往舊金山, 不辜負所有人對我的期望, 如果政府還想起我, 我隨時愿意為他效勞。

  當加利福尼亞正在大力發展科技和商業之時, 當他以一種高產的新興商業來彌補他曾經的損失之時, 過去舊的經濟體就會受到威脅, 法國政府屆時將無法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創造和復制財富, 無法規范化武器運行, 也無法強調海軍精神, 也沒法在大批的移民潮中保留民族特性。

  當然, 如果部長先生能夠從我的舉薦人中看到他們對我工作能力的肯定, 并且了解我近幾年來兢兢業業為國家做出的貢獻, 考慮到我精通英語和西班牙語, 對惡劣環境又有極強的適應能力, 那我將十分高興。請允許我期望您將很樂意看到我這幾年觀察研究的結果, 也會接納我根據個人經驗總結的對您部門有用的知識。

  通過贊助我這次自費籌劃的加利福尼亞之旅, 部長先生您完全可以確信我會將我的下輩子完全獻給國家, 不甚感激您的照顧。

  此致,

  部長先生,

  您謙卑而順從的仆人

  馬尼拉, 1849年6月15日

  博努瓦·愛棠 (1)

  從這封信來看, 盡管愛棠處于人生的低谷, 但并未萬念俱灰, 而是鼓足勇氣去尋找新的機會。以后的事實證明, 他的這次選擇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三臨危受命, 盡顯本色

  正在愛棠屢遭挫折之際, 一個朋友告訴他, 正在上海任職的敏體尼領事急需一個幫手。對愛棠而言, 這是改變命運的絕好機會。敏體尼1847年1月20日被任命為法國首任駐滬領事。在赴上海就任途中, 在新加坡中途靠岸換乘時, 法國領事豐大業接待了他, 他認識了那時偶爾為法領館工作的愛棠。愛棠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 帶著貝科爾的推薦信, 立即去了上海, 并很快聯系上了敏體尼。敏體尼對這樣一個經驗豐富并有語言天賦的人, 自然十分喜歡。但當時的上海領事館只是一個普通的領事辦事處, 沒有任命領事館主事的權力。故初至上海的愛棠, 可能已經幫敏體尼工作, 但并無分文收入。據梅朋的說法, 為維持生計, 他不得不到當時法租界唯一的洋行利名鐘表行謀一份收入微薄的會計工作。利名鐘表行是由法商雷米 (Rémi) 創建的。 (2) 在愛棠的人事檔案中并未發現相關材料, 但考慮到愛棠當時的處境, 不是沒有可能。

  當時法國駐上海領事館只有敏體尼和領事館譯員哥士耆 (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 兩個人, 但事務卻極為繁重, 而且還要處理各種棘手的問題:時任上海道臺的吳健彰對法國領事態度極為冷漠, 中國地產主對法僑的租地多持敵對態度, 而美國等西方列強對法租界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敏體尼甚至還要保護赴險象環生的中國內地的傳教士的安全。敏體尼為處理這些事務忙得焦頭爛額, “雖然我強制自己擔負起這個繁重的任務, 繼續一個人應付領事館的每天都在增加的大量工作”, 故急需幫手。在愛棠到達上海不久, 敏體尼就于1850年2月給巴黎寫信, 轉呈了愛棠關于上海領事館主事職務的申請書, 并對愛棠大加贊賞之詞:“能獲準愛棠先生來上海領事館工作……對館務來說是極有幫助的;他辦事勤懇, 富有主事業務經驗, 而且他在旅居過的遠東各國得到所有正派人的器重。”敏體尼還提到, “愛棠先生還有一個有利條件, 他本人在上海, 可以節省一筆旅費……”1849年11月, 接替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做外交部長的杜克·德·拉伊特 (Ducos de la Hitte) 將軍終于同意了愛棠的申請, 于1850年8月29日正式任命愛棠為法國駐上海領事館一等主事 (Chancelier de 1ere Classe) , 任命函的內容如下:

  1850年9月24日, 巴黎

  博努瓦·愛棠先生, 我很榮幸地通知您, 共和國總統已經在我的推薦下, 通過12月29日的法令, 任命您為上海領事館的一等主事。您將有權得到1833年條例第一條規定的津貼, 在收入不足的情況下, 您可以得到該條例第二條規定的最低俸祿, 也就是6 000法郎。分派給上海領事的經費要從1851年1月1日起才能為你所用, 因此您也只能到那時才能動用這筆給主事的錢。

  我想您一定非常感激我給您的特殊照顧, 希望您不負期望。

  Rey先生 (3)

  在外交部任命函到達上海之前, 愛棠在1850年下半年已經參加領事館的工作了:他的工作并不限于抄寫公文, “登記簿和檔案文件上都有他的筆跡”。在1851和1852這兩年中, “愛棠經常像一個合作者那樣, 每天幫助敏體尼處理日益繁重的領事館事務”。 (4) 1852年8月12日, 敏體尼在中國待了4年之后, 請求外交部長準予他回國休假。在離開上海之際, 他向外交部推薦愛棠主持上海領館事務, 對愛棠不乏溢美之詞:

  在我考慮我自己的回國問題之前, 我還設法使我的朋友和令人欽佩的主事在我離開之后能夠妥善處理領事館的事務, 他的始終不渝的獻身精神從未有過絲毫懈怠……愛棠的杰出的才能和高度審慎的作風使我們可以擔保他絕對不會出什么事情。他是個謹慎小心而又干勁十足的工作人員, 肯定能應付領事館的日常事務, 至于需要負責的重大事情, 他可以審慎地依靠使館的指示。長期來, 我就使愛棠在思想上做好可能由他主持館務的準備, 我膽敢向您斷言, 完全可以把館務托付給他, 對于國家的尊嚴和領事館的利益不會有任何危險, 請您相信我…… (1)

  1852年11月24日, 外交部長決議通過了敏體尼的提議, 任命愛棠主持上海領館事務。敏體尼在1853年1月27日的信中再次感謝了部長:“我確信, 部長先生, 我冒昧地在此向您重復這一點, 我確信他的工作熱忱和行動上的小心謹慎在各方面都能證明對他的信任是完全正確的。” (2) 1853年6月1日敏體尼將領事館業務交給愛棠后, 于6月10日正式離開了上海。愛棠主持領館一直到1857年6月敏體尼回上海為止。

  敏體尼離開上海后, 領事館只剩下愛棠和他的翻譯斯密司兩人, 而后者在1854年8月也離開了領事館。這一時期上海正值多事之秋:1853年3月橫掃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軍隊攻占南京, 危險直逼上海, 引起外僑巨大恐慌。8月上海縣城又被小刀會起義軍占領, 形勢越發對租界不利。緊鄰上海縣城的法租界淪為清軍和叛軍雙方開火的戰場, “領事館和雷米的住宅一直處在交戰雙方的射擊之下”。清軍在城北和城西北屢遭失敗, 決定向城東展開攻勢, 但董家渡大堂旁邊的華界中國民房對進攻有妨礙, 清軍就放火燒毀, 從東門到法租界南端的一大片地方被夷為平地。 (3) 愛棠在12月27日致政務司函指出:“這種對軍事毫無裨益的破壞, 這片埋葬了三百萬財富的廢墟, 使中國百姓對吳健彰這個老頭子恨之入骨, 使他完全失掉了民心。” (4) 清軍又命令“把城關的燒剩部分 (從法租界南面界線起) , 直至最靠近法國機構的那段洋涇浜為止, 全部燒毀”。這直接威脅到法租界。愛棠在事后追述:“當火勢正猛, 無法預測何時才能停止的時候, 英國領事出于他本人以及全體英僑對我們的關切, 特來探望法國領事館。雖然我們兩國對洋涇浜的居民和鄙陋的房屋并沒有深切的好感, 但為了防止火勢的蔓延連累到我們切身的利益, 我們商定要設法制止道臺雇傭的縱火者的罪惡行徑。” (5)

  1854年2月4日, 法國“科爾貝爾”號 (Colbert) 離開上海, 在這危急時刻, 法租界又沒了保衛者。愛棠于2月3日致函領事司稱:“我們在中國唯一的一艘軍艦的離開, 使我們又回到了‘喀西義’號 (Cassini) (6) 未來之前的處境, ‘喀西義’號給外僑集團幫了大忙。” (7) 隨著小刀會戰爭形勢日趨嚴峻, 法租界的處境愈加困難, 愛棠寫道:“目前的形勢考驗這樣概括:一方面是清廷土匪軍的膽子一天天地大起來, 另一方面是歐洲人的威信一天天低落下去。” (8) 3月3日, 當愛棠乘坐插著法國國旗的小船到董家渡時, 黃浦江右岸的清軍炮兵對著他們放了三炮實彈。法國沒有任何實力, 只能向道臺再次提出抗議, 愛棠致公使函中說:“中國人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就是現在只靠精神威力是不行了。因此法國在這風高浪急的海域里所配置的防御實力, 如果再這樣長期地遠離上海的話, 就無法盡到我們在這方面擔負的共同責任了。這一點, 我若不坦白告訴您閣下, 那就是對您的失職, 就有負于國家對我的托付。” (1)

  3月17日, 道臺要求愛棠放棄領事館, 并要他通知雷米讓出自己的房子和倉庫, 讓清軍合法占用這些地方。梅朋指出:“我們可以想象, 愛棠手中沒有有效的實力, 這樣被人限令乖乖地放棄自己的國家根據條約取得的權益, 他所感到的驚訝, 包含著多大的痛苦啊!” (2) 愛棠表示, 在這個面臨中國人日益大膽的行為而深感自己孤立無援、惴惴不安的時刻, 仍然依靠精神力量支撐著。愛棠援引1844年的條約來反對他們這種做法, 指出:“我有責任維護本國國旗的權益, 我必須駁斥道臺的無恥讕言, 這些不允許我在領事館還沒有遭到襲擊、侵占之前就離開它。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可笑的匹夫之勇, 我認為我們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在我看來, 離開領事館就是逃跑;維護領事館對于我們條約上載明的權利和我國僑民的利益是唯一的保障。” (3) 道臺的“甘普敦”號溯黃浦江而上, 準備停泊在洋涇浜口, 另據一些外僑的猜測, 它是奉命來燒毀法國區的, 誰知與赴歐的“美人魚”號相撞而未果。上海的英文報紙對于愛棠的行為頗為贊許:“我們認為, 愛棠先生拒絕了道臺的要求, 這是他恪盡本職, 出于衛護其僑民利益和祖國尊嚴的考慮。我們感到十分高興, 愛棠先生決心保持自己這塊土地, 不管這樣會遇到怎樣的危險……” (4) 法租界的危險一直到4月14日“科爾貝爾”號重返上海之時才解除。

  隨著形勢的發展, 外僑在對待小刀會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愛棠和阿禮國 (Rutherford Alcock) 主張積極的軍事保護體系, 而美國公使和領事則贊成英國駐中國海軍司令賜德齡 (J.Stirling) 將軍的意見, 即應該停止占領一個與之和平相處的國家領土。愛棠認為只有讓叛軍撤離縣城, 才能讓賜德齡將軍自由調配兵力, 恢復他所謂的“合法的地盤”, 但遭到美國領事馬輝 (Robert C.Murphy) 的反對, 愛棠力勸各方同意了這一說法, 特別是得到賜德齡的理解與支持。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 賜德齡只滿足于嚴禁清軍越過租界界限的命令, 并使叛軍首領也遵守這樣的約定。而所謂的租界界限是將法租界排除在外的。愛棠認為, 這件事暴露了“英國當局藐視我國權益和尊嚴的令人痛心的、隨隨便便的態度”。當時出于協防和管理的需要, 愛棠與英美領事于7月5日聯合發出一個通告, 宣布同意新的“地皮章程”, 以便保障各租界一切外僑的財產和安全。7月11日, 愛棠又與英美領事主持召開選舉了一個委員會, 選舉產生了“工部局”, 或言之, 愛棠已事實上同意法租界被英美租界合并。但此事的發生, 讓愛棠徹底改變了原來的想法。

  當7月18日工部局總董凱威廉 (William Kay) 向愛棠索要法僑產業申報單時, 愛棠回信說, 既然函索征收法僑地產稅所必需的參考材料, 必然有意要讓法僑也享受洋涇浜北邊的納稅人所享受的利益;因此, 他覺得不能不說明當時法僑所處的特殊地位, 因為從叛亂軍那兒交涉來的通告只保障洋涇浜的北邊不受侵犯, 而對于洋涇浜南邊, 則只字未提, “法租界的合并 (與英租界) 已經簽字, 這個合并怎么反而使我們受到了排斥呢?如果我同意讓法僑分擔共同的負擔, 那么您能為他們做些什么呢?由于你們的軍事當局蓄意把法租界排除在宣布為不可侵犯的防御線之外, 因而他們交涉的結果就使它置于一個特殊的制度下, 您是否愿意派您的警務人員來防守這一個地區呢?”9月7日, 愛棠致政務司函指出:“法國區不斷地受到叛亂軍的騷擾, 長期缺乏武力保護, 好像成了‘叛亂者的麇集之地’;住在那兒的都是叛亂軍的人, 他們就安居在那些被原主丟棄的房子里。” (5) 愛棠在1854年12月30日信函里指出, 恢復原來的法租界, 把它從一個企圖挾持各領事館的外民集團里劃分出來的時機已到, 并下結論說:“我們做了一切工作以求合并, 人家做了一切工作以求分離。” (6)

  另一方面, 英美租界當局內部為了自身利益爾虞我詐, 讓愛棠頗感厭惡。他在12月30日致使館函中稱:“英國 (海軍) 當局竟然選擇這樣的時候和我們分道揚鑣, 一方面是在同盟條約簽訂之后, 另一方面正是面臨危難的時候, 這證明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退出市政聯合組織, 我們在這個組織里未見其利而只蒙其害。當我考慮到在這個以投票多寡決定一切的上海商業集團中, 盎格魯-撒克遜分子在利益和數量上所占的優勢, 特別是當我想起正在滋長的爾虞我詐的心理, 想到愈益增長的宗教對立, 想到作為他們喉舌的英國報紙的態度, 想到兩位領事無法迫使該報對我們保持一個可以接受的中立態度, 我就不禁意識到今后需要有所防備, 而最好的防備, 毫無異議, 是法租界的‘獨立’和‘分離’。” (1)

  由于愛棠對小刀會起義軍采取了堅決鎮壓的策略, 成為他備受后人詬病的主要原因。而這一時期發生的另外兩件事則反映了愛棠的另一面。其一, 對待外僑知恩圖報。英商比爾不計報酬將其住房給增援上海的法國“貞德”號的400名人員居住, 作為回報, 愛棠于1856年5月31日寫信給辣厄爾將軍 (Laguerre) , 請他出面為比爾請求賜予法國榮譽軍團十字勛章。1856年7月27日, 駐華代辦顧隨函告愛棠, 要求勛章一事已經獲準。 (2) 其二, 善待中國當地居民和戰爭難民。1854年11月底, 出于軍事的考慮, 清軍將在法租界筑一道墻或一道木樁壁障, 一些中國房屋不得已將被拆除, 但愛棠給了他們相當的賠償金, 另外還給他們充分的時間另找住房, 并給予搬家的方便, 他不愿“在房主還有怨言之前拆下一片瓦來”。愛棠寫道:“就在今天, 洋涇浜那兒的一片密密匝匝的民房就只剩下三幢房子還沒有拆;那是幾個可憐的老太婆住的, 我對辣厄爾將軍說, 這三幢房子等房主不愿保留時再拆毀, 辣厄爾將軍對我這點考慮頗表同意。” (3) 當時的法公館土地契約證明愛棠并未食言。 (4) 此外, 在對待叛軍問題上, 愛棠曾勸告吉爾杭阿, 在縣城收復后應該寬大為懷。盡管吉爾杭阿答應了, 但愛棠還一再強調:“正是在這個紀律問題上, 我特別希望這位可敬的吉爾杭阿同辣厄爾和我共同商議。” (5)

  在法國人眼中, 愛棠成為在拯救法租界于危難之際的“英雄”。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在呈外交部的信函中寫道:“愛棠先生在18個月里, 正值戰亂, 但仍然用自己的新頭銜捍衛著法國的權力和利益, 盡管外強林立, 他仍然表現出眾, 如果我對他的求職申請沒有太多貢獻, 那么請閣下您這次務必不要讓他的功績埋沒。”梅朋寫道:“愛棠主持館務歷時四年多, 在這段時期內發生了如此多的重大事件, 因此, 對他的才干和品性的一切溢美之詞都是他應得的。”1854年11月, 桑給巴爾 (Zanzibar) 領事貝利尼 (de Belligny) 被派來代管上海。而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在1854年11月1日卻向外交部舉薦了愛棠:“我請求您向閣下推薦他就任現在正空缺的桑給巴爾或沙特阿拉伯領事之職。愛棠先生完全有能力運用他的知識和活動能力來勝任這些職務。”

  在澳門工作的法國駐華公使代辦顧隨對愛棠這一段時間的表現也極為贊賞, 他在給外交部的信函里, 肯定了愛棠在這段時期內的業績:

  澳門, 1856年3月6日

  部長先生,

  在敏體尼先生回來接手上海事務之時, 請允許我向您陳述駐上海領事館主事愛棠先生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做出的杰出表現。他來到上海臨時接手事務之時, 上海當時的環境極其糟糕, 但他卻表現出了極其強烈的熱情, 和他性格中堅定的信念和忘我的精神, 我想您一定該知道這位先生做出的優秀工作。

  由于過度勞累, 愛棠先生的身體每況愈下, 這也是因為他在一個不整潔的環境中被迫呆了太長的時間, 他向我請求了一年的休假, 也希望我將這個愿望轉達給閣下。我也希望閣下能夠同意這位先生請一個對他十分必要的假。美羅先生會在愛棠先生不在職期間代替他的職務, 閣下想必知道這位年輕的職員已經有過兩年的代替職務的經驗。

  此致

  閣下

  您謙卑而順從的仆人

  顧隨公爵 (1)

  由于中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和顧隨兩位重要人物的推薦, 1856年6月16日, 趁皇子洗禮之際, 愛棠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勛章騎士勛位。

  四再度受命于危難之際

  1857年6月敏體尼回到上海, 1858年7月5日, 敏體尼被任命為上海總領事, 1859年6月28日, 敏體尼離開上海。在此期間內, 愛棠應該還在上海:1858年, 他接受了海關法國監察的職位, 這個職位因為亞瑟·史密斯 (Arthur Smith) 的死亡而空缺。1859年6—9月, 在敏體尼離開上海之際, 愛棠第二次主持上海領事館, 一直到1863年。這一時期對愛棠來說, 更是一場考驗。一方面, 太平軍已將主力放在太湖流域, 攻占了上海周邊的蘇州、常州和杭州, 三度進攻上海, 雖未成功, 但足夠令上海外僑恐慌。另一方面, 隨著大量難民涌入租界, 使市政管理的任務陡然加重。而愛棠當時還面臨另一個問題, 1859年9月20日, 愛棠在給他的摯友萊塞普斯 (Th.de Lesseps, 后來成為領事司司長) 的信函里寫道:

  親愛的老友:

  我所以如此急迫而且毫無顧忌地寫信給您, 是因為我完全信任長期以來我們之間的同胞情誼……我親愛的老友, 我不知道自己將在這個臨時位置上耽多久, 這是偶然的事件把我拋落在這里的。你自己, 雖然手里掌握著決定領事命運的票箱, 然而對于等待著我的未來和明天, 肯定也未必心中有數。我將始終以把自己殘留的軀體和生命奉獻給我的國家而感到幸福, 但是, 如果我最后的效勞要在漠不關心中消滅掉的話, 我承認, 我情愿休息不干! (2)

  從這封信來看, 上海總領事為敏體尼, 愛棠只是代理領事, 顯然軍人出身的敏體尼回歸上海, 讓愛棠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處境。布爾布隆對敏體尼的仇恨“根深蒂固”, 不停責怪他“不守紀律”, 讓敏體尼處處碰壁。1859年5月敏體尼被任命為駐廣州領事, 敏體尼認為這個任命是一種貶黜, 他以自己和夫人的健康不佳為由提出不能就任, 但沒有得到同意。敏體尼的妻子在1859年身染痢疾, 不得不赴澳門治病, 最后敏體尼情愿回法國去, 并脫離官場。 (3) 這自然就給愛棠在歷史舞臺上大展拳腳的機遇。愛棠這4年的工作奠定了法租界的基礎,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促成了法租界的第一次擴界。隨著涌入租界的難民數量增多, 地皮價格一路飆漲。到1860年, 要求地皮的活動明顯增多。原來無人問津的土地, 此時成為炙手可熱的暴利商品。洋商租地范圍從原洋涇浜一角的法租界, 迅速向西和向南擴展。在之前, 法租界在南邊不超過福建會館, 根據1849年的告示, 規定的界線應在其以南的潮州會館, 而最初劃定界限的時候, 誤把福建會館當作潮州會館。 (4) 鑒于當時的租地熱潮, 愛棠向公使布爾布隆建議將法租界界線更正為南至潮州會館, 得到公使的支持, 公使甚至提議“把我們的租界一直擴展到小東門的那條小河”, (1) 但是道臺對更正界線的權利尚存爭議, 遑論擴展, 愛棠不得已將此問題暫時擱置起來。 (2) 后來不知什么原因愛棠又提出這個問題, 4月19日, 宣布“現在法租界已經伸展到了它的合法界線的最大限度, 到達了不久前燒毀的城關地區, 刻了字的界石已經正式安放好了”。 (3)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 1861年向領事館申請地皮的“又是多又是急”, 縣城東城墻和黃浦江之間的區域很快被搶購一空。此時, 愛棠接到了外交部領事司的一件公函, 希望在上海法租界尋找一塊兩公頃的地皮, 用于建造法國政府批準的皇家郵船公司。然而按照當時愛棠的說法, 一寸土地也買不到了。外交部長命令愛棠立即暫停或取消地皮買賣的指示。在巴黎的敏體尼聽聞此事十分惱火。此時的他對愛棠已無好感, 批評愛棠的工作, 而且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敏體尼談到他初到上海時接到的購買地皮的要求, 當他不在上海的時候, 就發生了投機買賣, 隨便分配土地。他受外交部長之邀撰寫一份關于法租界的報告, 在這份報告里, 敏體尼提議取消一切可能已經由外國僑民成交但尚未經過中國官府批準的地皮, 以滿足法國政府和郵船公司的要求。 (4) 愛棠為此十分苦惱, 取消這些買賣無異于法國領事違約, 甚至可能會“引起令人不愉快的爭論”。 (5) 8月25日, 愛棠報告領事司稱, 已在黃浦江的吳淞留了一塊1 850米的地, 但外交部長不滿意, 并要求愛棠尋求北京公使館的幫助。7月11日, 愛棠給布爾布隆寫信, 提出只有“取得小東門和我們租界現在的界線之間的那塊地”, 才能解決郵船公司的用地要求, 并提議與恭親王洽談此事。果然恭親王答應“法租界南面界線一直延伸到出小東門直通黃浦江之小河沿”。 (6) 至此, 郵船公司的地皮問題解決了。此事促成了法租界的第一次擴展, 靠近黃浦江的邊界延伸了650多米, 租界面積擴大到59公頃。 (7)

  其次, 創建了法租界公董局。盡管敏體尼曾在呈外交部的報告中稱, 他早已在法租界僑民中建立了一個市政委員會, (8) 但實際上這個市政委員會是由愛棠建立的。法租界人口的增長, 商業的發展, 以及市政工程任務的加重, 愛棠為此忙得焦頭爛額, “實在無法應付了”。由于沒有市政機構, 所有工程的費用就成了問題。當時愛棠致外交部的一封信可以了解當時的情形:

  1861年12月7日, 上海

  部長先生,

  我很榮幸地要向您解釋由于準備8月15號的慶典而造成的巨大經費支出 (1 734法郎) ……我三年的服務為我帶來了21 000法郎的收入, 也就是每年7 000法郎, 但是我并沒有將這些經費用在奢華的住宅和享受之上, 沒有人比我過得更簡樸了。這三年來除了我去了一次香港結婚以外, 再也沒有其他形式的額外開銷了。12年的工作中只有一次離職, 請假了短短的20多天, 當然, 這既不是時間方面也不是金錢方面的犧牲。但我經費的短缺主要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在我管理期間貧乏的貨物供給以及我所處之地的惡劣環境都是需要花錢的地方。

  1859年以來的漫長歲月, 上海都充斥著中國政府和叛亂者之間的戰爭。這些長達數年的海陸沖突導致物價飛漲, 這絕對是法國無法想象的飛漲。除此之外, 四處涌來的難民成為了外國海軍唯一在運送的貨品, 反叛軍造成的損失已經殃及到了我們領區的邊界地帶。所有的貨物都變得稀有而昂貴, 因為消費者的數目與日俱增。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和前幾任不同, 要經歷這么多苦難和無法忍受的糟糕條件的原因。如果有一個外事職員應該因為海軍的長時間駐扎而為自己的手下上書要求增加福利, 那這個人一定是我……

  愛棠 (1)

  而愛棠希望設立市政機構, 還有更深層的原因。1860和1861年, 英租界工部局和英美兩國領事極力反對法租界的獨立體制。他們一再督促愛棠在法租界執行《地皮章程》, 勒令愛棠在《地皮章程》上簽字, 工部局甚至在1861年4月直接向法國公使布爾布隆要求協助。工部局之所以如此急促, 是因為英領事向英國公使竭力主張建設上海為自由港, 置于與中國關系最密切的四大強國包圍之下, 建議由全體僑民選舉產生一個工部局常任總董, 顯然法租界的單獨存在會阻礙這項計劃的實現。法國特權公使布爾布隆認為:“我考慮的結果, 認為我們坦率地提出收回法租界權利的時機已經到了。……現在我授權你對英美領事和工部局宣布, 作為我對英美領事要求實施‘地皮章程’和工部局最近向我要求予以協助的答復……沒有得到法國皇帝陛下的批準, 為此, 我當時曾對我的英美同僚建議另行協商, 但沒有得到結果, 所以, ‘地皮章程’中有關法租界的部分從此成了一紙空文……這樣, 我們租界的獨立權就明確地肯定來下來了。” (2)

  當英國領事把英美租界合并告訴愛棠的時候, 愛棠稱已接到公使館訓令, 同意他提出的組建公董局的計劃, 愛棠不耽誤時間, 就在4月貼出了領事館布告, 向法租界的居民宣布設立公董局。1862年4月28日, 愛棠公布了領事法令:

  本領事謹通知本租界居民, 茲根據和中國先后簽訂之兩款條約規定的管轄租界之權利, 為謀求法租界內之秩序、安全和公共福利, 特設立公董局董事會, 由董事五人組成, 受全權委托, 處理并掌管租界內的一切事務。

  法國領事愛棠

  這份領事法令成為法租界公董局成立的標志。正如愛棠所言, 公董局“是應目前情況的需要而設立, 它將在適當的要求范圍內為公眾福利提供最好的服務”, 對于法租界的意義, 首先表現在法租界從此有了獨立的行政機構, 免遭被英美租界合并的命運, 也由此促成了上海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其次, 公董局的組織和制度, 成為法租界其他各項市政制度的根基, 從而極大推動了法租界各項市政工程的發展;第三, 公董局董事會對自己的職務注重實際, 具有創建精神并且關心公共利益, 這使它贏得了聲譽。但另一方面, 由于公董局是由法國領事建立的, 故公董局對領事負責, 領事有權解散董事會并組建新的董事會, 這就為之后的法國領事專制埋下了伏筆。特別是巡捕房問題, 成為公董局與領事之間矛盾的焦點。

  巡捕房最初也是由愛棠在戰爭期間出于保護僑民安全的需要而創建的, 故巡捕房對法國領事負責, 但自1862年6月1日起歸公董局管轄。愛棠在任時尚能協調公董局和領事館之間關系, 而一旦雙方的利益發生沖突, 特別是領事強硬時, 比如白萊尼 (Brenier de Montmorant) 當任期間, 就會發生公董局董事被領事解散并重組的事情。此外, 法國的義勇隊也是愛棠組織建立的。1861年1月13日, 愛棠在法領事館舉行內部會議, 建立一支義勇隊, 草成了組織條例。1月14日, 在愛棠主持的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義勇隊章程, 并當即選舉了正副隊長。有50個僑民職員報名參加, 比索內 (Buissionnet) 當選隊長。

  五天津赴任完成使命

  1862年, 愛棠已近花甲之年。由于常年在國外奔波, 特別是長期居住在上海這樣的生活環境里, 積勞成疾, 身體每況愈下。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在1862年4月10日給外交部的信函里提到:“我今日收到愛棠先生給我寄來的一封信, 聲稱自己在兩年的辛勤工作有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因此向閣下申請了請假申請, 并已經得到準許。” (1) 而布爾布隆更關心的是愛棠的繼任者。他不無憂慮地說道:“至于他的領事繼任者慕布孫將軍, 在我看來似乎過于年輕, 無法擔當領事、翻譯和領事主事三種重任, 因此我在等待您回復的期間, 暫時讓愛棠先生的弟弟維克多·愛棠來接任他的工作, 這位先生已經有過多次繼任他哥哥的經驗, 比如當他哥哥去廣東和寧波期間。我希望這樣的安排會得到閣下的同意。” (2)

  1863年3月初, 愛棠離開上海到天津任新職, “他無聲無息地走了, 甚至那些受過他許多恩惠的人也沒有一點最起碼的公開的友好表示, 報紙幾乎沒有登載他的離滬”。但離滬之前, 他不僅高興地看到了自己創建的市政機構欣欣向榮, 而且也看到法租界上設立了法國郵政局。 (3) 以下是他在收到外交部任命后的復函:

  1862年12月1日上海

  部長先生,

  我收到了您于10月4日發來的電報, 告知我皇帝閣下通過9月30日的法令已經任命我為天津的二等領事了。

  閣下還通過這項法令的摘要告知我, 是我堅毅不拔的品質和對工作的辛勤才讓我得到了這份榮譽。

  請允許我向您表達我誠摯的感謝, 感謝您在閣下面前對我的照顧。也請您確信這項榮譽對我來說并不只是在上海以臨時職員的身份工作了8年之后的個人滿足。

  天津的這項任命也見證了我的熱情和投入最終換來的國家的肯定。

  請接受我誠摯的敬意

  部長先生以及閣下

  謙卑而順從的仆人

  法國領事

  博努瓦·愛棠 (4)

  從這封信來看, 愛棠赴天津就任有另外一層原因:在上海, 他只是一個代理領事, 并非正式的領事, 而在天津則是二等領事, 他多年的夙愿終于實現。不過幾個月之后他才赴任, 因為1863年10月, 他在巴黎。1864年愛棠退休, 實際上, 愛棠在天津任職只有一年的時間。

  在愛棠的個人卷宗中, 筆者還發現了一份給赫爾貝 (Herbet) 先生的信件摘要, 概括了愛棠為國效力的職業生涯:

  1864年9月10日

  給赫爾貝先生的摘要

  愛棠先生現任天津二等領事, 至1864年10月31日為止, 一共為國效力了19年10個月零2天, 具體計算如下:

  為進入編制和無法被官方記錄的效力時間:

  3年4個月2天

  可被記錄的服務年限:11年

  額外的歐洲外服務時間:5年6個月

  共:19年10個月2天

  在進入外交部之前還完成過為其一年的服務。

  這樣算來總和為20年10個月2天。

  愛棠先生已經超過了50歲, 如果計算他的所得收入, 按照過去6年的平均年收入來計算, 那么他得到的俸祿應該是管理人員的俸祿加上半個理事的俸祿, 一共是每年最多4 000法郎。 (1)

  可見, 愛棠為國效力長達近21年之久。梅朋認為給愛棠再多的溢美之詞都是值得的, 他“秉性勇敢, 堅強不屈, 是一個機智干練的外交官, 是一個為人正直、注重實際的人, 他唯一的缺點也許是太穩重了……” (2)

  愛棠退休后, 隱居在塞納河畔的納伊市, 和他的朋友雷米·敏體尼 (Rémi Montigny) 住得很近, 于1871年5月26日去世。上海的《北華捷報》報告了他的死訊, 雖然只用了寥寥數語。 (3) 1920年法租界公董局修筑的一條馬路被命名為愛棠路 (Route Edan, 今余慶路) , 以紀念這位為法租界做出突出貢獻的奠基人。

  結論

  愛棠的一生全心全意投入到法國的對外殖民擴張事業中。盡管前期經歷了各種曲折, 最終靠他的堅強和毅力, 不僅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而且獲得了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愛棠人生前期的各種遭遇, 主要與拿破侖帝國嚴格的領事制度有關。愛棠并非科班出身, 導致其無論如何努力, 晉升路上仍布滿荊棘。但時勢造英雄, 剛剛對外開放的上海, 對法國人而言, 意味著遙遠的路途、惡劣的氣候環境, 以及各種不可預測的危險, 而上海發生的兩次戰爭 (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 又使上海處于一種極為危險的處境中, 特別對人口極少而又無防御力量的法國人而言, 法租界面臨隨時被取締的危險。可以想見, 能在如此環境中游刃有余地處理好各方關系, 有效保護法國僑民, 使法租界不被取締, 且為法租界創建了各種規章, 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大業, 愛棠可謂“非常人矣”。

  注釋

  1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倪靜蘭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第327頁。
  2 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1854年11月1日呈法國外交部函, 愛棠人事卷宗 (Personnel dossiers 1èreSérie, Edan, Beno5t, volume 1497) , 檔號:393QO1497,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 (巴黎) 藏。以下出于該處館藏檔案不再一一標明藏地。
  3 法國駐華公使顧隨1856年3月6日呈法國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4 “Note pour M.Herbet, 10 Septembre 1864”, 檔號:393QO1497。
  5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4頁。
  6 史梅定主編《上海租界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第609頁。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第121頁。
  8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4頁。
  9 Guy Brossollet, Annuaire Des Fran9ais de Shanghai, 1842-1955, Edition Rive Droit, 2002, p.73.
  10 Nicole Bensacq-Tixier, Dictionnaire du corps diplomatique et consulaire fran9ais en Chine (1840-1911) , Paris:Les Indes savantes, 2004.Nicole Bensacq-Tixier, Histoire des diplomates et consuls fran9ais en Chine (1840-1912) , Paris:Les Indes savantes, 2008.
  11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4頁。
  12 布爾布隆于1862年4月10日致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13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4頁。
  14 1861年6月15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15 1811年4月23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16 1846年7月29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17 1846年7月30日外交部致維來議事會成員函, 檔號:393QO1497。
  18 1847年4月4日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19 1849年3月16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20 Ch.Lefebvre de Becourt 1848年3月18日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21 1849年3月16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22 1849年6月19日貝科爾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23 1849年6月15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24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49、50、54頁。
  25 1850年9月24日外交部致愛棠函, 檔號:393QO1497。
  26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7-528頁
  27 1852年8月12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8頁。
  28 1852年8月12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8頁。
  29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91頁。
  30 1953年12月27日愛棠致政務司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92頁。
  31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92-93頁。
  32 小刀會戰爭期間法國國防部向上海派遣的三艘法國海防艦隊:“喀西義”號、“科爾貝爾”號和“貞德”號 (Jeanne d’Arc) , 其中“喀西義”號有炮6門, 水兵125名, 而“科爾貝爾”號有6門大炮, 180名兵員。
  33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03頁。
  34 1854年3月27日愛棠致政務司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06頁。
  35 愛棠1854年3月12日愛棠致公使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07頁。
  36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07頁。
  37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11頁。
  38 《北華捷報》1854年4月1日, 轉引自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18頁。
  39 1854年9月7日愛棠致政務司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35頁。
  40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07頁。
  41 1854年12月30日愛棠致使館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47頁。
  42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87頁。
  43 1855年1月22日愛棠致使館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41頁。
  44 Transcriptions des actes de ventes des terrains de la Concession Fran9aise antérieurement au 9 septembre 1872 (mai 1852-decembre 1862) , 檔號:Seri C-No.204,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藏。另見牟振宇:《開埠早期法租界土地交易及其內在機理 (1852-1872) 》, 《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年第2期。
  45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150頁。
  46 1856年3月6日顧隨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47 愛棠寫給外交部領事司司長萊塞普斯的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525頁。
  48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220頁。
  49 1860年12月11日愛棠致公使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294頁。
  50 布爾布隆1861年1月7日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294頁。
  51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295頁。
  52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295頁。
  53 外交部中國貿易司檔案,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03頁。
  54 1861年7月11日愛棠致使館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04頁。
  55 4月17日致愛棠函,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05-306頁。
  56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07頁。
  57 外交部中國貿易司檔案,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03頁。
  58 1862年12月1日愛棠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59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19-320頁。
  60 布爾布隆于1862年4月10日致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61 布爾布隆于1862年4月10日致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62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38-339頁。
  63 愛棠于1862年12月1日呈外交部函, 檔號:393QO1497。
  64 “Note pour M.Herbet, 10 Septembre 1864”, 檔號:393QO1497。
  65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第327頁。
  66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Consular Gazette, Aug.18, 1871.

    牟振宇,陸源峰,宋海燕.近代上海法租界的奠基人愛棠研究[J].史林,2017(01):16-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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